卜居
[先秦]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
而蔽鄣於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
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
“余有所疑，原因先生决之。”
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
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
将游大人，以成名乎？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
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
将哫訾栗斯，喔咿嚅儿，以事妇人乎？
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
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
将氾氾若水中之凫乎？
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
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
宁与黄鹄比翼乎？将兴鸡鹜争食乎？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
龟策诚不能知事。”
赏析一】
本篇究竟为谁所作，学术界有争议。自王逸《楚辞章句》明确地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直到晚清，一般学者对此并无疑义。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则对此说断然翻案：“《卜居》、《渔父》，必非屈原之所作。”五四运动以来的《楚辞》研究者，如郭沫若、游国恩、陆侃如等均张其说。郭沫若就说：“《卜居》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作品。”(《屈原赋今译》)我们认为，王逸的说法和今人的说法并不矛盾，只是他们以各自所处时代的观点看问题罢了。先秦西汉人作文著书，往往不题作者姓名，现在所传先秦古籍的作者，大多是后人加上去的。而且那个时代特别讲究“家法”，“所谓家者，不必是一人之著述也，父传之子，师传之弟，则谓之家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推断其学出于某人，即署其名。《管子》、《晏子》、《吕览》等书多载作者死后之事，都属于这种情况。王逸以为《卜居》为屈原所作，是因为该篇真实地反映了屈原的思想情感，至于它是否是屈原亲手所著，这不是他关注的问题。因此，王逸说《渔父》是屈原所作，但他在《渔父章句》的下文又说：“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渔父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这种今人看来前后矛盾的话，王逸并不以为是矛盾。汉人认为《卜居》是屈原所作，因为该篇出于屈子之学。今人否认屈原所作，是因为该篇的表达形式不像屈原亲手写定。至于屈原问卜的事到底是事实还是假托，恐怕不是主要问题。今人多以为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把《渔父》的问答作为一个情节过程来叙述，王逸的《楚辞章句》把《渔父》、《卜居》都作为事实来看待，是牵强附会。但是，既然两篇为“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所作，那么，他们当然知道屈原的行事了。而且问卜的事在屈原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因此，说这不是事实，而是一种艺术手法，恐怕有以今人的创作方法衡量古人的嫌疑。
本篇以“卜居”名篇，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居，谓所以自处之方。”自处之方，就是篇中所讲的“何去何从”。古人以占卜决疑，“卜居”是说通过占卜来解决自己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社会。本篇一开始叙述屈原问卜时，说他“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似乎屈原心态极端矛盾，不知选择哪条人生之路。可是，如果我们一口气读完那十六个排比疑问句，以及那义愤填膺地对黑暗现实的控诉，我们就会明白，诗人正是用问句的形式对比正反两方面的人生之路。作者的选择取舍，一目了然。他的问卜并非想求得一种答案，在全部疑问中，求得“何去何从”的意向并不强烈。相反，诗人用比喻和象征的说法区分强调善恶美丑的冰炭不容，表现对美善的坚执和对丑恶的弃绝。《卜居》中所流淌的屈原的情感，正是选择的痛苦和选择之后的痛苦。正如蒋骥所说：“《卜居》本意，盖以恶既不可为，而善又不蒙福，故向神而号之，犹阮籍途穷之泣也。”而王逸以为“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则是没有抓住本篇主旨的误解。朱熹认为是“屈原哀悯当世之人，发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楚辞集注》)，也与大旨不十分贴切。本篇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开头和结尾的叙述，完全是散文的写法，中间用骈偶和散行句参错组成，用韵也较为自由，它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新体裁，是“不歌而诵”的汉赋的先导。 （伏俊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