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7岁时进入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这个小学坐落在和平门附近，学校的教室是古色古香的带回廊的两层小木楼，小楼漆着斑驳的深红色油漆。
我们那会儿入学考试好像很简单。我记得考了汉语拼音。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a”，认得就行了。别的不记得还考了些什么。
我从来都是好学生、乖乖女，学习对我来说从没有困难过。可能这点有遗传因素——我爸爸小时候上学也从来是第一名。他四岁时祖父就去世了，是伯伯养活他的。祖父家是贫农，伯伯为了供他上学竟然不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上学。一个是因为爸爸的确念书念得好，是个念书的“材料”，一个也是伯伯心太好了。所以爸爸解放后一进北京就把伯伯从老家接了来，一直供养他到去世。长兄如父这句古话在我伯伯那里完全是真事。爸爸对他尊崇备至他是当之无愧的。
说是遗传好还有一些证据，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的小孩也都个个出类拔萃。大姐二姐全上哈尔滨军工（其实完全可以上清华，可是她们那个年代所有的青年都想献身国防工业，上军工直接参军）；二姐参加中学生数学竞赛曾代表获奖者讲话，登了报纸；哥哥中学得金质奖章，那可必须是全5分的，有一个4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儿14岁上清华，18岁考取美国杜克大学，小小年纪已经在霍普金斯大学当老师了；姐姐的儿子也是实验中学的优秀生，学校要保送他上清华，他嫌专业不好，自己去考上清华计算机系。
我这辈子没有正规考过什么试，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觉上似乎我智力的极限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从没觉得什么东西学不会。我们小学由于是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所以有时会有实验性质的来自北师大的测验。有一次，全班参加一个算术测验，跟平时上课测验不一样的是：这个卷子设计的题量特别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时感觉不太好，因为没有做完，这还是第一次测验没做完题。过了些日子，我已经忘记了这次考试，可是突然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授予了来自师范大学的一根铅笔的奖励，说我是那次测验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得奖者。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生长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渐渐显现。大约在小学五年级，我们合唱团的孩子们要参加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伴唱。而合唱团一个唱歌很好也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却没有被选中去参加演出，大家议论纷纷，据说是因为她“家庭出身不好”。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概念。我们从那时开始接触社会的残酷和不公正，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第一道阴影。
我小学毕业升中学的作文写的是参加《东方红》演出见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后来又收入了什么范文选里。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还记得少年报那文章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让人难辨男女吧。结果有好多小朋友给我写信来，有个小男孩写信来说：我想要一个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个吗？信我当然都没回，只是自己乐了半天。后来，为了这篇作文我还受到当地教育局的召见。其中一个老师问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人民日报》的”，老师应声说道：怪不得呢。当时这话让我很吃惊，很费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关注或辅导过我写作文。长大了我才明白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原来父母的工作与写作有关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