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短篇小说《天上的后窗口》，《芙蓉》2018年第3期
秦岭的短篇新作《天上的后窗口》自觉跳出乡村底层叙事模式，大胆聚焦乡村文明进程中放弃、抛弃与秉承、传承之间的尖锐对立与磨合，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与时代文明交汇处的新矛盾和人性温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乡民内心世界的“后窗口”。
小说以尖山村摆脱缺水困境走向致富这一历史性变化为背景，深刻揭示了乡民们内心更为复杂的纠结与困惑，一个振聋发聩的社会命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富裕，是否意味着乡村文明的全面进步？“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这是中国农民生存与命运的根本现实。缺水时代的“我”祖爷爷为了给村民们提供一个可供找水的“瞭望塔”，不惜在“高如天上”的阁楼上开了一个后窗口，由“我大”守在后窗口引导村民找水。这个后窗口既和村口象征着农耕文化的水爷庙遥相呼应，同时也承载了水爷庙无法替代的现实功能，它的象征性、寓言性和神秘性深入乡民骨髓，几近成为乡民对水、对命运、对日子的精神图腾。但是，当“自来水进村”给乡村带来“千年等一回”的巨变之后，“后窗口”再也无人问津，祖祖辈辈给水爷庙“添水”祭祀的传统风俗被置之脑后，那些代表着苦难印记的扁担、木桶全被抛弃甚至付之一炬。只有“我大”一以贯之地坚守在后窗口，在冷静地观察着全村“农家乐”的兴起，同时坚持给木桶“添水”。他昔日“水爷”般的光环如今一文不值，他对水的祭祀、守候被讥笑为迂腐、陈旧、保守、落后。不堪其辱的“我”也无法理解“我大”，享受现代教育的“我”儿子认为爷爷是社会进步的阻力。我甚至偷偷把“我大”当做“祭器”的木桶扔进了苦水沟。
只有一个人受“我大”的启蒙而对“水”保持着敬畏和警觉，那就是当年“破四旧”想砸掉水爷庙后来又成为全村建设“农家乐”第一人的牛岁年，他思想深处的变化始终与历史、时代纠结在一起，这使他甘愿心照不宣地配合“我大”，以“自残”的方式选择在“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故意“破坏水利设施”，一次次把高枕无忧的乡民们从美梦中唤醒。在“承”与“弃”的博弈中，人们最终回归到“承”。水，重新成为乡民的精神图腾和时代文明的象征，乃至于人们重修水爷庙时，工匠们把早已忘却的“水爷”形象，集体无意识地塑造成了“我大”的模样。应该说，“天上的后窗口”和水爷庙，二者具有对等功能，“我大”是人间“神”，水爷是“天上人”。至此，作者完成了水与历史、水与时代、水与日子、水与神灵、水与人的全部思考，而乡村文明进程这一客观主题，由此得到奇妙的反思和升华。
中国农耕文明的衰与兴、败与荣、旧与新，构成了中国乡村历史的丰富性，但当下许多作家喜好揪住乡村表面的底层叙事不放，这是很多乡土叙事在内涵与精神层面不够饱满的主要原因。《天上的后窗口》之所以独树一帜，不光因为作者写了底层与改变、落后与发展，更因为作者用开阔的、成熟的历史观解密了乡村文明进程。“我大”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他身上聚集着中国传统农民可贵的道德标识、灵魂底色和社会经验，他代表了中国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温度、厚度和深度，他用自己的坚韧和坚持战胜了发展时代的狂妄、浮躁、遗忘和堕落，入木三分地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国乡村的迷茫、渴望与愿景。
《天上的后窗口》显然和秦岭早先的《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吼水》《借命时代的家乡》同属他的“水系列”，如果说后者通过人与狐狸、人与牲口的荣辱与共，揭示了发展与生态背景下的人性世界，那么，前者通过“我大”由人变“神”，由“神”变人，最终又被人们送上“神坛”的过程，直接进入乡村文明进程的反思空间，为我们全面认识农民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文本。
在《天上的后窗口》中，我们始终能感受到富有个性的“土”味儿，这种纯正的乡土气息不留痕迹地融入乡村文化、风俗、人情和叙事语言之中，为人与“神”的角色变幻，提供了强大而丰厚的民间文化“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