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刚翻看顾前的小说集《有关一个女人的点滴消息》时，我是未免有点轻视的，因为这样的有点窝囊、有点怂又有点小奸小坏时常还做点白日梦，但就算是做白日梦在白日梦里也不忘自嘲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活世界，有什么“意义”可言？做惯了正经八百的评论，我总不忘追问一下“意义”。但，当我看到曹寇在文章里说《大丈夫》竟然写于1984年时，我震惊了，恨不得当时就对顾前脱帽致敬。
顾前这一本小说集里的每一篇小说都抹去了写作和发表的时间，我猜，这是出于羞怯。羞怯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一个职业写作者，才写这么一点；当然也可能就是一种本能的收敛，他不愿意指着这一篇、那一篇，得意地告诉你说：看，那时候，哥们就玩这个了。不管顾前怎么想，我还是要郑重地对他捋出一条文学史线索：2016年9月，在韩国外大的一个会议上，于坚在座，我说，中国小说要迟至“新写实”，才敢把“小林家的一斤豆腐变馊了”堂而皇之地放在一篇小说的开头，以此来凸显生活无非是一地鸡毛，一地鸡毛正是我们必须“提携捧负”地走下去的人生。而中国诗人早在1984年就写出了《尚义街六号》，它就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毫无征兆，与语境没有丝毫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确实比小说激进、先锋了太多。当然，这是一种反激进的激进，一种把真相扔给你让你难堪让你无法直视的先锋。我今天要修正我的看法，我要说，中国小说家和诗人一样激进，证据就是《大丈夫》。
顾前
1984年，那是全国人还在争看《霍元甲》和《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啊，谁的胸中没有一腔热血，不管是狗血还是鸡血，而顾前，却写（“写”是最适合他的动词，“刻画”、“描写”都太用力了，顾前应该是不好意思出现在这些动词前面，煞有介事地做一个主语的）了一个窝囊废，窝囊废最man的举动，就是做了一个劫持公交车的梦，公交车竟是带辫子的电车，全车人都笑了，窝囊废也笑了――不笑又能怎样？想想那个时代文学里的风景都是北极光、今夜有暴风雨，顾前却只有一个自己被自己逗乐的窝囊废的故事。此一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我困惑一点：这样自说自话，完全不顾语境地写东西，顾前不怕么？
新书腰封上封顾前为“温暖的契诃夫”，我不太清楚语出何处，但我就此有话要说。说顾前温暖，没错，就像第一篇《爱情离我们有多远》用一出臆想化解了一场冷战，不过，与其把它解读为他天性里的温暖，不如看作他的胆怯，他害怕寒冷害怕孤独，他饥不择食地拿友情、爱情去填充总也填充不了空洞。
翟业军
顾前喜欢跟朋友喝酒、打牌、唱歌，我猜，他有时会不会想，这有什么意思呢？但不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呢？于是，他又微笑着走进了一个个饭局、牌场和ktv包间。所以，他是一个妥协的人，他真正不妥协的地方，就是把他的妥协一点一点地写了出来。契诃夫不是这样的，他是清坚决绝的，他冷峻到要把他在寒冷的俄罗斯大地上体会到的所有寒意凝炼出来。
我想，我和契诃夫是做不了朋友的，因为我会成为他的病灶或者标本，而顾前会打哈哈地说，有什么呢，大家不都这样？就像《任大友》的结尾，他会认定任大友也可以是《老人与海》中孤绝的圣地亚哥。一个把妥协进行到底的不妥协作家，这是我今天说的顾前，并且是有机会时就会跟他喝上几杯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