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八村”是我们在谈及乡村社会时常常会用到的一个习惯性表达，这个俗语并非实指具体多大的地理范围或是多少村落，而是用以表达邻近的村落和村民，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中互有关联的村际交往空间。在传统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十里八村”是如何产生的？它所体现的乡村管理机制有哪些特点？三联书店出版的《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作者韩茂莉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之前师从史念海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基础扎实。曾经参与法国远东学院针对山西水利管理的研究项目，赴山西、陕西等地进行调查访谈，不经意间产生了对“十里八村”的兴趣。
在作者笔下，十里八村并非行制，属于村民自然而然构建的生活空间与交往空间，这一范围内不仅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互有关联的村际交往，也是村民直接认知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的范围大约在一日可以往返的距离之内。汉武帝所奠定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农业方针决定了中国古代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且将商品交易力度降低到最低水准，对于乡村尤其如此。乡村不但缺乏固定的交易场所，且无力维持“日日交易”的日常市场，定期集市遂成为乡村集市的主要类型。我们都还有关于小时候在乡村赶集的印象。清晨出门晚上回去，出行均在一日往返距离之内。长大后来到一些三四线城市，一年之中也有定期的集市存在，周围的县镇都来赶集。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阶段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现在每年定期举行的书市也是类似的交流模式。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大城市，有了淘宝这样的购物模式，但依然有一个不会超过某个半径的固定活动区域。
韩茂莉认为传统社会农民直接认知空间可分为三个圈层，第一为本村，这是以家庭为核心，以村落为依托的生活圈；第二为农田，以最远耕作距离为半径构成生产圈；第三为社交，而通过集市交易构成的社会交往范围奠定了其他活动的基础。
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多样，不同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下，村民直接认知世界的范围并不相同，即使山西一省，内部差异也很大。山西省东西两侧分别是太行与吕梁山，中部为汾河谷地。环境影响村民的认知范围，比如平原地区大于山区，商品经济活跃的地方大于商品经济弱的地方，交通条件好的地方大于闭塞的地方。在南方江浙地区，人多地少，土地利用率与复种指数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力度增加，这些举措导致农民剩余产品增加，推动农民拓展商品交易范围，往往可以走得更远。
伴随19世纪中期列强入侵与西学东渐，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冲击，沿海沿江一带不仅出现近代工业，乡村土地利用与农作物种植结构也表现出对应性的变化，经济作物的优势逐渐突出。但广大内地乡村依然保持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生活、生产方式。沿海沿江地区走出传统束缚，在于近代工业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大量非农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转型、转产不仅改变了这里村民维持生计的途径，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而失去两个需求推动的内地农民，只能将生计依然维系在不动产性质的土地上。
作者尤其关注乡村精英的产生，她提出了预付资本这个概念。从经济学角度解释预付资本，指的是投资者为了获利而预先垫付的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资本。乡间精英的预付资本是他们获得话语权的主要形式。以开渠引水为例，开渠兴工之初投资出力，投入多的均会在水渠修成之后凭借先期贡献赢得水渠灌溉区的管理话语权。在北方乡村，经常会为争水而发生对抗，或者发生械斗，或者为保全灌渠利益而对簿公堂，这些都可以赢得预付资本。
还有宗族势力。族长地位的获取同样与预付资本相关，这份预付资本在于，族长的先人对一宗、一族的繁衍拥有创造之功。他们也是乡间社会精英人物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整体进程中，存在宗族势力的“南盛北衰”，但无论南北，宗族势力的变化都不会影响村民认知世界的空间范围，因为村民的根基是脚下的土地，如同被控的风筝，手里的线决定着它能飞多高。
“十里八村”讨论的虽然是山西的农村，但对于传统农业阶段的各地乡村，几乎具有普遍意义，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中国大多地区的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