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每个作家的成长都要经历漫长的挣扎和蜕变，那么，李修文近20年的写作生涯中所面对与呈现的则是一种断裂。“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在生活中、在“人民”中，李修文反复修炼自己，他忏悔、反思，为每一个平凡的灵魂真情歌唱，最终脱胎换骨。这样的写作在当下文学现场仿佛不合时宜，但事实上却是一个警示、一种预言，它重新唤起了我们内心尘封已久的对“真善美”的向往，重新给予道德以洗礼，给予精神以力量。
重新成为一个作家
早期的李修文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出道的。他的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曾为他确立了一个文学世界中不错的开端，关于爱与死亡的探讨，关于情感的绵密书写，奠定并隐约透露出李修文个人的美学底蕴——一个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情感世界充满好奇的作家。不过，这些在作家而立前后写就的作品，多少带有横冲直撞的痕迹。如同李修文自己所说，“我写不出小说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此后，李修文的创作经历了近10年的沉寂。
直到散文集《山河袈裟》的出现。
一般来说，确凿的主人公抑或是人物，大多存在于小说中。散文的人物通常是叙述者本人或抒情的自我。然而，李修文的散文恰恰打破了这个习见的常规。看起来，他的每一篇散文都饱含着作者动人的叙述和强烈的自我抒情，但他所着力刻画以及最终留给读者的，永远是他作品中那个“他/她”。《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中的老路、《鞑靼荒漠》中的莲生、《看苹果的下午》中的牛贩子、《郎对花，姐对花》中的“她”、《三过榆林》中的瞎子……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让李修文的散文完成了一部优秀小说所必修的功课。在这个意义上，李修文的写作重新定义了散文。更重要的是，小说家李修文经由散文的创作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抑或是，他借此成为了一个更完整的作家。
当然，体裁与技巧的改变仅仅是李修文重新成为一个作家的起点，更为核心与重要的是，散文集《山河袈裟》以及之后的《三过榆林》《春天在哪里》等文中所呈现出的一个作家的精神高度，已经与之前小说创作时期的他有本质的飞升。如果说，早期的李修文仅仅是一个颇具才华的小说家，那么，从《山河袈裟》开始，作家李修文重新树立了自己的精神高度，文学世界中的他重生了。
羞耻之心与悲悯情怀
《山河袈裟》的首篇《羞于说话之时》中，一对老夫妇在飞机上面对漫天的雪景时，不禁涌出泪来，老妇人的话让作家此后多年始终牢牢铭记在心——“这景色真实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在古典美学中，“害羞”是多么高贵的品格。正是因为“害羞”及其所带来的距离感、朦胧美，才有了那么多暧昧的、动人的瞬间。
“耻感文化”是东方文化重要的精神和美学。羞耻之心是一种内心的自我规约，但是根源却在于外界的评价。李修文所倡导“害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在面对天地之大美、人间之大爱、命运之无常时，一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他必须保持沉默，全身心地迎接生命的启示。“无论你是谁，亲爱的，让我们沉默下来，不说话，去看，去听，去见证一只抓住光亮的手，看完了，听完了，我们还要再将此刻所见告诉别人，只因为，此刻所见既是惯常与微小，也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它们是这样三种东西：天上降下了灾难，地下横生了屈辱，但在半空之中，到底存在一丝微弱的光亮”。“害羞”所指向的是谦卑，是一种对于自然、对于他人的充分尊重和完整领受，惟其如此，一个作家才有可能真正平等和谐地与天地万物相处，一个人才有可能具有慈悲心肠和悲悯情怀。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统摄下，李修文的写作朴实、冷静、克制，却具有一种磅礴的、沉郁顿挫的力量——这“沉”与“挫”正是作家李修文在不停的行走、不断的倾听与感受中积累起来的，这厚重来源于作家对具体生命的关切与体谅。李修文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杜甫的热爱，“我最爱他植根于日常生活上的叙事能力，这个能力包含着一个超拔于现实生活的精神世界，简朴、专注、琐碎又饱含深情，既是写作本身，又是写作的结果，我觉得写诗的杜甫这个形象非常动人，这个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迷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杜甫背后，还有苏东坡这样很多很多的个体，他们全凭一己之力创造了一个阔大的精神世界和美学谱系。”李修文热爱的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和知识分子精神品格代表的杜甫，他在磨难中修行，在挫折中成长，以至于将天下、将万民装进心里，只有在这样的作家笔下，真正切肤贴骨又饱蘸深情的写作才有了可能。
有情所累此生
读李修文的文字，我常常想起捷克作家赫拉巴尔。这个出身优越却命运动荡的“悲伤之王”，先后做过仓库管理员、列车调度员、推销员，最后成为一名钢铁厂工人，直到因工伤成为打包工人。赫拉巴尔称他笔下那些钢铁厂工人、废纸回收站职工、剧院布景工、保险公司职员、教堂看门人等是“底层的珍珠”，他们身上暗哑却持久的光泽，感动了作为写作者的他。
一个作家，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他与现实生活、与平凡人的关系？李修文与赫拉巴尔一样，都选择了深深扎根在人民之中，真正跟他笔下那些失魂落魄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同面对生命中所有的困窘、劫难以及微弱的希望：与瞎子一起走夜路，与绝症病人一起守夜，与打零工的弟兄们一起度过困厄的除夕夜……在真切的、富有力量感的现实生活中，李修文绝不扮演什么居高临下的作家，他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些底层的人们牢牢绑在一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们风雨同行、休戚与共。
李修文说，“我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人民和美”。在李修文的散文中，人民和美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修文在这两者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力量，找到了新的方向。比如，在雨夜的行程中，汽车遭遇故障，所有人不得不下车步行，就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刻，一场美丽的、与“人民”的相遇开始了——与一位艰难“践约”的盲艺人携手同行，让作者重新感受到信仰和精神的力量。面对生命中无数暗夜和波折，盲艺人始终告诉自己，“你就当它们全都不在，风也不在，雨也不在。”（《三过榆林》）这种化繁为简、举重若轻，让他走过无数命运的沟沟坎坎。有什么理由不赞颂这样的平凡人？在这样的人民身上，难道不是孕育着最具力量的美？盲艺人的人生、他师父的人生，以及“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令李修文满怀深情，满心悲怆。
在李修文的散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关怀，更看到了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热情。李修文的散文以情动人，这种真挚的抒情在当下散文写作中难能可贵。更多的时候，一些作家不是以零度的姿态描述生活，就是被泛滥的抒情所淹没，以至于显得矫情、虚伪。李修文的散文之所以感人，在他的笔下，“人民”、“美”，这些看起来很大的词汇，之所以并不显得空洞和轻飘，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为文、为人所秉持的真诚与诚恳的态度，也正因如此，我们能感到，李修文的笔沉重、踏实，同时时刻紧张而节制。他始终将自我放在“人民”之后的写作立场，最终赋予他的散文一种字字珠玑、字字血泪的分量感。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艳羡李修文的经历，那些颠沛流离中的偶然相遇渐渐氤氲成他写作的素材和底子，让他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自己；作为一个平凡人，我感慨于李修文的勇气，更感动于他的真挚和纯粹。在今天，重谈写作的道德感是否显得过于守旧、迂腐？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下，是不是还存在一种相对确切的“真”与“美”？当大多作家前赴后继地钻进题材猎奇、技巧创新的漩涡中时，李修文却抽身而出，他用自己的写作和坚决的蜕变做出了回答，他用十余年的行走回归到最质朴也最动人的生活，回到了他反复赞颂的“人民”当中。李修文笃定的创作观与从容的笔墨让我们重新相信，一流的写作到最后拼的绝不仅仅是技法。如果确如福楼拜所言，“才能就是持久的耐性”，那么，在这“才能”之上，我想，灵魂的深度、内心的豁达，抑或是人格本身，则显示了一个作家最后的精神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