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宁《基本美》:重回青春与告别青春

你不弃_我不离

时间:2018年09月26日 .共发329篇. 11关注

《基本美》中,周嘉宁其实是在试图整理,整理一个季节、一段时间、一个必须定义的阶段。重回青春与告别青春,或许都是为了证明,青春时代不管是否真的走远,捕捉的努力与实践从未停止。

周嘉宁的小说集《基本美》涉及了不少与时代和历史相关的问题,比如“80后”一代人的迷思和对历史虚无的困扰,以及近来常被讨论的如何书写一代人经历的历史大事件的问题,但这依然是一本关于青春和情感的回忆录,作为回忆录的同时也是告别录。周嘉宁试图定义青春的要素然后挥泪告别,这一举动始终以“回忆”作为载体,进而关涉了与文学看似不甚相关的政治经济学。

在《假开心》一篇中,周嘉宁直接引用一位日本摄影师影集里的话:“如果真有一段可以称为青春的岁月,我想,那指的并非某段期间的一般状态,而是一段通过青涩内在,在阳光的照射下轻飘摇晃,接近透明而无为的时间吧。也是被丢进自我意识泛滥之大海时所遭遇的瞬间陶醉。换句话说,那是一种光荣的贫瘠,伟大的缺席。”这段话其实可以作为这本小说集的“文眼”,周嘉宁讲了八个故事,都在诉说同一个问题:如何以回忆的方式为青春定义。

循着周嘉宁的脚步,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为青春定义的轨迹。首先是夏天。“伟大的夏天”,“盛夏的远足”,“去崇明岛上看一看”,游泳、冲浪,都带着青春年少的气息,夏天的状态正是青春的状态,热烈、激情、烦躁、不安。周嘉宁以一种夏末甚至初秋的状态去写盛夏,小说集中的八个故事几乎全部在“回忆”中展开——三年前或者十年前的故事。因而当下已经处于一种非盛夏、非青春的状态,因为偶然的机会想起,便带着淡淡的伤感。这种追忆里呈现的正是与“青春”有关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什么时候是青春年华?青春年华里我和谁在一起?他们过去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大事件?我面对这些时的心情如何?我是什么时候离开了那段时光?为什么会离开?是因为朋友的分散还是因为理想的覆灭,还是因为决定回到“规矩和秩序”之中的那一刻?

与盛夏和沸腾相对应的青春要素是“友谊”。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其实一直缺少真正书写“友情”的作品,写爱情和亲情都容易让人动情,唯独友情,难有典范。《基本美》中有一篇叫《抒情消亡简史》,其实整部小说也可以叫做“友情消亡简史”。友情比爱情更能代表青春的状态,成年后可以有很多场恋爱,但成年后的友情却越来越艰难。周嘉宁写了盛夏中的多种友情,多对朋友,他们无不分散在天涯,相见难,相见也尴尬。周嘉宁以近乎残忍的笔调书写了青春年华里友谊的难以为继,其实借友情消亡来回忆青春消亡,生活摧毁了友情,摧毁了青春,同时摧毁的是我们自己的盛夏,乃至我们的人生过去的四季。

在“盛夏”与“友谊”的要素之上,周嘉宁抵达了“隔膜”。人与时代的隔膜、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互动和交往的困境,在青春的时代,也在告别青春的当下。周嘉宁试图写出那种想要打破边界,想要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的意愿。我们厌倦了青春文学中的伤感、历史叙事中的厚重,《基本美》一文中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主人公的交往指涉的却正是和政治、历史等宏大话语相关的重要命题。周嘉宁在这里建构了一种打开历史也打开社会的新的方式,以友情的方式、以青春的方式,更以难能可贵的空间、地域作为重要维度。北京和香港,青年的沟通与交往仍然困难重重,我们又如何在青春都隔阂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新世界呢?一个哪怕是属于青年的新世界?这是周嘉宁的疑惑与出发点。

“夏天”、“友谊”、“隔膜”,周嘉宁的“青春”在回忆中绵延至新的高度。从学理上说,“回忆”背后有着复杂的情感伦理结构,在此不做详细探讨。但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的回忆都不单纯只是廉价的煽情,而是对当下现实与时刻的一种回应性思考。正如屠格涅夫曾表达的,因为无法处理当下的社会现实与重要时刻,只好转而去书写青春,试图从过去的时刻中找到面对当下境遇的力量,找到面对我们时代的支点和勇气。在这样的意义上,周嘉宁其实是痴迷于去“回忆”和重新捕捉一种青春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洲身上的、小元身上的,那些少男少女身上的,更准确地说,是这种模糊和不确定所带来的变革的可能,变革当下的暮气、友谊消亡乃至人际隔膜,也通过变革去建设一个可能实现的“美丽新世界”。周嘉宁以故事为材料,以“回忆”为工具,以社会的关系变革为期冀。这是作为作家的周嘉宁的“身体力行”,以书写的方式践行的,她知识理论框架中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最终这种“回忆”也变成了“告别”,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模糊和不确定变得清晰和确定,在回忆的光环之下,被定义过的青春也就此结束。所谓的“青春消亡史”、“盛夏消亡史”、“友情消亡史”正是“模糊性消亡史”、“可能性消亡史”,也是周嘉宁“回忆的政治经济学”的失败史。

《基本美》中,周嘉宁其实是在这样的实践之上试图整理,整理一个季节、一段时间、一个必须定义的阶段。“但是朋友啊,请和我在有限的自由里冒险”,不管是模糊性的消失还是对规矩和秩序的有限认可,这都是一种精神领域的自我疗愈。借着回忆去定义青春,勾连当下更是为了实现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即使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也依然是自我物质与精神困境双重解脱的一次尝试性跳跃。重回青春与告别青春,或许都是为了证明,青春时代不管是否真的走远,捕捉的努力与实践从未停止。我愿意将周嘉宁的写作和探索定义为“80后,怎么办”之后的“80后,长大了”,残缺艰难,借助外力,但,这也依然是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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