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如何“改造”，如何从“我的故事”中写出“我们”的共通情感与认知，就见出了小说家的才华与水平。
马晓康写了许多诗歌，然而我对他的了解最初却是从小说开始的。最早读到马晓康的作品，是刊发于《作品》2016年第 4期的短篇小说《在蔚蓝蔚蓝的天空下》。这是马晓康的小说处女作，然而他却并没能够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再后来，读到他刊发于 《作品》2017年第11期的中篇小说《墨尔本往事：抢贪官》。相比较而言，这篇小说要比处女作顺畅、厚重不少。小说以一群在墨尔本留学的青年为对象，书写他们的颓废与堕落，与此同时又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切入到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批判之中。也是从这篇小说开始，我才开始思索他留学澳大利亚七年的经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而言，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就我目前对马晓康作品的阅读而言，他近些年大部分作品都在着力书写留学澳大利亚七年的生活：长篇小说《墨尔本上空的云：人间》直接就是他留学生活的自传，长诗《还魂记》《逃亡记》亦是他在回国之后对留学生活的回忆与反思。应该说，马晓康并不一帆风顺的留学经历，成为了他近些年重要的、丰富的写作资源。这种经历是独特的，也是极具个人化的。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些书写，甚至带有一定的揭秘性与猎奇性。题材的独特，是马晓康有别于其他“90后”作家的重要特点，亦是他目前一个可贵的优势。
毋庸置疑，写作资源的独特对于作家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莫言自称是“讲故事的人”，而他所讲述的故事很多来源于他童年时期听来的各种故事。因而，莫言说自己并不是用眼睛来阅读，而是“用耳朵阅读”。这些“用耳朵阅读”来的“文本”，成为他文学实践中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对此有着清晰认知：个体经验的丰富与独特，只是基础，是素材。创作的关键更在于对这些经验、素材的艺术转化，即莫言所说的“改造”。
同样的经验，马晓康将它转化在小说、诗歌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之中。
长诗《还魂记》《逃亡记》中，对留学生涯的具体生活虽然也有不少刻画，但它却是简洁的、概括的，更多的是淡化为一种背景而存在——马晓康着重书写其中的心路历程。“我是破产者的儿子 囚犯的儿子更是父亲的儿子……/背负着一切莫须有的骂名 却无力澄清/这里不再有人认识我 我是一个外来的小偷/隐姓埋名 装聋作哑在每个犄角旮旯里 翻寻着我的童年”（《还魂记》）、“哥哥！我们是北方的野禽，在南半球的海里/被扭去翅膀，扭成了畸形的鱼/（鳞片裂开，也一样残忍地活着）”（《逃亡记》）。诗歌主抒情，它简洁、凝练，在种种意象的象征与隐喻中完成对情与思的书写。而小说主叙事，它丰盈、饱满，需要种种具体故事与微妙细节的支撑。因而，“被扭去翅膀，扭成了畸形的鱼”这一被高度凝练的个体经验，到了小说叙事中，就无法再按照诗歌的方式进行提炼与简化了。也就是说，那些被隐去的旁枝末节无法被简化，而是需要更深入更丰富的展开。
长篇小说《墨尔本上空的云：人间》以时间为线，书写家道中落、经济贫困条件下“我”艰难的留学生活。这种自传体小说令人想起郁达夫的《沉沦》。一般而言，小说家创作小说，其素材来源，要么是自身经历，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个人想象。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不能忽略了小说“虚构”的特质。换言之，个人经验也好，现实见闻也好，都需要经过艺术的“变形”。如何变，如何“改造”，如何从“我的故事”中写出“我们”的共通情感与认知，就见出了小说家的才华与水平。余华长篇小说 《第七天》面世之后，遭遇最多的批评在于他将许多社会新闻事件搬到了小说中。余华当然是有才华的作家，而读者对《第七天》表示略显失望的原因在于——他们没能见到期待视野中他 “变形”（艺术转化）的应有水平。王十月中篇小说《人罪》，同样是取材于小贩杀城管的社会新闻，但其落脚处却在于杀人以后法官陈责我的内心挣扎上。这即是作家的再创造。
回到马晓康的小说中，《墨尔本上空的云：人间》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讲述“我”与一帮留澳青年的故事。一方面，在马晓康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生活，看到了那些鲜有人关注的青少年留学群体的状况，也看到了马晓康的种种反思；另一方面，从小说叙事的角度而言，他的小说又显得太过于真实，在“虚构”与对故事情节的“排列组合”上，显得较为薄弱。事实上，马晓康并不缺乏对生活的敏感，也不缺乏对生活的反思力，更不缺乏想象力。在诗歌《整修道路，一株玉米傲立中央》中，一条道路，新旧两边，中间夹缝中的玉米如同阅兵一样看着过往车辆。“一株玉米在阅兵”，这一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而，我更愿意相信，马晓康在长篇小说的书写中，更多的是以一种回忆录的姿态在书写。点点滴滴，皆是回忆。换言之，那时他只求记录，而非创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更为期待的是他《墨尔本往事：抢贪官》这一类的作品。从他的标题看，这或许是一个新的系列小说。在这一系列里，他的留学生涯，他的个人经验，可能会更为成功地转化为小说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