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嗜酒，每餐必用自己的锡壶倒上一壶自斟自饮，到了冬天还要将锡壶坐在一碗开水里。我在十七岁之前并不觉得酒是什么好东西，有时甚至极其讨厌这明晃晃，散发着刺鼻味道的液体，因而也就无法体会爷爷入口时发出清脆的“啧”声。
这两瓶五粮液的来历全家人都讳莫如深，从没有人提起，也就没人主动解答。
父亲是“老三届”，值一九七六年高中毕业，按照母亲的说法，如果没有爷爷阻止，当年的父亲应该是去上大学的。关于这件事爷爷在世时我从没想过去求证，首先大学离我太过遥远，其次父亲“混”的不赖，即便上了大学也不见得就会过得如他现实一般舒坦。比如我们村诊所的医生谢广军就是大学生，每次见到父亲还不得挤出一脸谄媚的笑来打招呼？
奶奶的论调和母亲截然相反，在她老人家的眼里和心里，爷爷始终是不折不扣的先验主义者，在当年盛行推荐上大学的环境下，爷爷能留下父亲在家里“打铁”绝对是无比英明的决定。诚如父亲日后能吃“公粮”，谢广军之流的大学生也不得不矮父亲三分，功劳无一例外都在于我爷爷。
我自幼就不是一个盲从的人，对于奶奶和母亲的说法我并未予采信，对一件事情的客观态度是从始至终都要汲取当事人的言辞加以论证，可惜的是爷爷和父亲对此事三缄其口。以我十岁不到的智力，想从他们口中撬出一星半点的事实来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而他们两人的偏好都在喝酒上。
父亲喝酒没有爷爷讲究，他没有爷爷那般精致的锡酒壶，锡酒壶有个细长且弯曲的嘴，以供爷爷吸溜一口之后能自然发出那声清脆的“啧”。父亲少了应有的装备，只能以碗代之，豪放之中不免失了优雅，发出的声音都等而下之，只能是嘴唇和舌头发出的吧唧声。
也不知自哪一年始，母亲居然从集市上买回来一套酒具，有杯有盅，父亲独酌时用盅，若有客人则用起了酒杯。也是那一年，家里的客人无端多了起来，这也成为了我讨厌酒的肇始。用奶奶的话说，父亲正是从那一年开始吃起了“公粮”。
奶奶之所以将父亲吃“公粮”归功于爷爷也不无道理，爷爷是个铁匠，当初他老人家阻挠父亲去上大学有两个理由，其一是大学生全凭推荐已经失了公允，只怕上出来也没什么出息，其二就是他的铁匠铺缺一个“打二锤”的帮手。所谓“打二锤”就是“大锤”师傅左手持火钳夹住一块碳炉中烧的火红的铁块放在砧板上，右手的大锤轻落一处，站在对面的二锤师傅眼到手到，抡起二锤来重重落在大锤敲击过的地方。
我始终有个疑问，为什么爷爷手中尺把来长的锤头叫做大锤，偏偏父亲双手抡起一米多长的锤头却要叫做二锤，难不成就因为爷爷每次落锤之后总要右手一偏，将锤头落在砧板一侧，一锤敲击出两个夹杂在父亲一锤之外的两个音节。就我能听到的总是“叮——当——叮”，本来我也可以错落一下自己的听觉，认为是“当——叮——当”。可惜他们之间偏偏又有一个奇特的号子，让“当”字无法争“叮”字之先。号子是极其简单的两个音节，在爷爷口中是随着两声“叮叮”打出来的，如果拟化成音应该是“嗨呦”。父亲则相对简单，拟化音不变，却要在一锤之中完成两个音节。不同之处在于重音，爷爷的调子是平上，父亲的调子是入去。
我的疑问往往因为不间断的“嗨呦”之后成型的农具而抛诸脑后，爷爷的左手边有个铝盆，里面终年不断一盆污水，每次叮叮当当的收尾必有一声悠长的“呲”，原本铁花四溅的物什立即呈现出农具的雏形来。
父亲能吃“公粮”正来自于日复一日的“当当”和带着永久入去声的“嗨呦”。
七十年代末的农业大生产使得我们家乡盛行多年的独轮车不再受青睐，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冬季河工大会战都急需一批平板车。平板车的外形制造相对简单，普通木工过眼之后很快就能依葫芦画瓢做出来，不想外形之外平板车却蕴藏着不解的技术难题。两个轱辘中间需要一根大轴。
县里急调铁匠进行“研发”，日子一天天过去却毫无进展，不想这个难题无意中被父亲攻克了。平板车大轴首先长度有特定要求，其次就是实心轴外要包裹外环，外环与实心轴两侧交界处还要刻槽填充钢珠（当时轴承并不常见）。仍旧是奶奶的说辞，父亲认为其中的关键是在实心轴，而实心轴的工艺要求就在锻造，这是父亲“打二锤”时悟出的道理。其实道理这个东西在当时的农村本身就是毫无道理的存在，父亲并不健谈，而是钻进爷爷的铁匠铺，闷声不响地做出了县里第一根平车大轴。
一根大轴将父亲送进了乡农技站，自此吃上了“公粮”。
吃上了“公粮”的父亲应酬颇多，要么就是醉醺醺地回来，要么就是清醒地带着一帮人回来，而后醉醺醺地离去。吃“公粮”是无上光荣的事，奶奶和母亲自不必说，就是爷爷也在父亲于家中应酬时主动让出堂屋的主桌，拎着锡酒壶默默走向自己的铁匠铺。
那两瓶五粮液就是此时进了家门，据说是父亲在全县推广了平车大轴锻造工艺，其他乡镇集资为父亲买的礼品。
由此我也衍生出一个好奇，两个好酒之人怎么就容得下两瓶好酒躲在床底下十几年不见天日。
关于五粮液进门，奶奶和母亲的描述倒出奇地一致，父亲醉醺醺地推着“二八大杠”进了家门，两瓶酒是用草绳扎起来挂在车把上的。车子扎定，父亲拎着酒进来，彼时的爷爷并不明了父亲是否带了一起吃“公粮”的同事来，已经拎着锡酒壶起了身。不想父亲进了堂屋，似笑非笑地将两瓶酒摆到爷爷面前，然后哼了一声就进屋躺下了。
也就是说，那两瓶酒是爷爷藏起来的，对于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户来说，“藏”字实在寒酸，其实不过是蜗居在了爷爷的床头下，略显尊崇之处也不过是母亲扯了一把稻草，然后用尼龙绳结实地扎了几道而已。
母亲并不知道那是好酒，直至看到了商标上有一个“长”和一个“大”字，母亲是在扫盲班识得字，尚且不认识“江”和“桥”，但是“长大”加上下面的图画让她立即想到了“长江大桥”。
那个年代的人们最推崇的胜景有两处，一是长江大桥，一是天安门，因为走街串巷的拍照师傅自行车后座上卷起来的布景正反面就是这两处景致。虽然长江大桥不过是从照相师傅的布景里挪到了一瓶酒的商标上，母亲依然认定这是好酒，它们也才有了稻草和尼龙绳的待遇。
这两瓶酒在爷爷床头一呆就是十几年。
在这十几年中父亲因为这两瓶酒得罪了不少人，父亲的应酬在我记忆里从未间断过，因酒而起的第一次危机是在一九九二年，我家盖了新屋，不知怎么邻居二叔打上门来说我们家的屋脊高了他们家半寸。父亲农技站的“公粮”差事不足以震慑乡邻，他只好赔烟陪笑，对方不依不饶，结果晚间就在我家蹭了一桌酒菜，酒至半酣，那位横行村里的二叔趁着酒劲笑说：“大爷藏了两瓶好酒，拿出来尝尝？”问话却不带丝毫容得质疑的语气。
事情原本会僵持下去，不料胳膊用一条头巾兜在脖子上的受害者适时提点了父亲，“听说你们家有两瓶五粮液！”
我明显看到了姐姐的眼泪止住了，同时还发出了亮晶晶的光。如果两瓶五粮液在外面被人喝了，总比让姐夫进去喝一壶要强，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从神态来看，母亲也是同样的态度，结果仍旧令我们失望，父亲把三百块钱塞到我姐手里说：“里面不好送饭，你给他买点吃食带进去！”
姐夫最终并没有进去喝那一壶，我却总不舒服，难道两瓶酒当真如此值钱？
我的疑问日益加深，却依旧不得要领，日子越久，那两瓶酒越是无人提及，直到爷爷去世，那酒愈发显得神秘。
好在我读了高中，离家三年，我终于要将它们忘却了。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正躺在家门前的一张烂席上看书，邮递员问了我的姓名，将一封大到不寻常的信封给了我，郑重其事地让我签名。我自然知道信封里装的是什么，我强装镇定，而父亲，母亲早已闻声出来，从父亲起伏的胸口来看，他显然比我激动。
邮递员离开之后我打开信封，是我向往的大学，更是父亲无数次给我提起的大学，母亲哭了，父亲笑骂：“还有点龟孙出息吗，赶紧炒菜！”
母亲应声而去，我默默随着父亲进屋，他第一件事就是走向里间，出来时手里已经多了尼龙绳困扎的稻草，我的心一阵狂跳……
菜很简单，一个花生米，是父亲必备的下酒菜，一碟素炒藕片，我的最爱。父亲解开尼龙绳，拨开早已朽烂的稻草，拎出两瓶酒来，烧掉瓶口的蜡封，小心翼翼地拧动瓶盖，一时间芳香四溢，是的，并没有如我想象一般的辛辣。
慢慢到了两杯，我舔了舔嘴唇。
“这是我离开学校凭本事赚来的，你爷爷有交代……”父亲突然哽咽了。
我茫然抬头，看见两滴浑浊的眼泪正从他眼角滑落，原来他已经老了，老的和我印象中的爷爷颇有几分神似。
“你爷爷说过，这是用我的学业换来的，他对不起我，所以这酒说是要到你考上大学再喝，可惜哟，他是喝不到喽！”父亲并没有去擦脸颊的泪水，语调却突然上扬，和我脑海里那入去的“嗨哟”居然毫无二致。
那天我和父亲平分了一瓶五粮液，没有苦涩，没有辛辣，只有甘甜，只有绵柔。
“按照你爷爷的交代，今儿个咱爷俩应该把这两瓶都喝了！”父亲带着质询的眼光看我。
我毫无反应，或者说我已经做不出反应，平生第一次喝酒就喝了半斤。“走！”父亲霍地站起来，就像当初驱赶邻居二叔一般神勇，我竟不自觉地起身紧随其后。
父亲大步流星，我踉踉跄跄地亦步亦趋，直走到爷爷的坟头我依然发懵。
父亲烧开蜡封，拧开瓶盖，小心翼翼地对着爷爷的坟头倾斜手中的酒瓶，一丝香甜倾泻而下，父亲口中念念有词，我听得分明，他在说：“爹……都是命！”
今儿是父亲的生日，我推掉了所有应酬，驱车百余里回了老家，给老爷子满上一杯五粮液，看着他满足的笑容，我有个冲动，而且无法抑止地，轻声对他说：
“爹……都是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