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淑敏的《裸地》有着少见的力量，这力量在内含处，在文字中。在《裸地》中，马淑敏的文字精致缓慢，仿佛是缓缓滴落的苦艾的蜂蜜，它盈溢着气息，这气息一直在弥漫。作者大约受到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张爱玲的双重影响，至少在文字上是。阅读《裸地》多少需要一点儿相匹配的耐心，但一旦进入，便会让你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叙事中，参与到她的情感情绪中。我甚至听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大坝》中使用的那把大提琴发出的回响。
《裸地》的新颖并不是技艺上的，尽管它在技艺上也的确不乏新颖之处——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其中呈现出的新颖的“亲情关系”，尤其是母女关系，这在以往的小说中是几乎未有的。“‘扫把星’，她这样叫我，用一种恶狠狠的表情；或者喊我‘小扫把星’，依然用恶狠狠的表情。……我，应当也是一只被命运送到普希金妈妈手里的小动物，并不在她的期待之内、却又让她无法甩掉的小动物，而且这只小动物还哭还闹还要拉有味道的屎。她没有理由爱我，但有太多的理由厌倦和嫌弃”。这段文字提纲挈领，颇有意味。在这里，马淑敏所建构的是另一层更让人唏嘘的母女关系：在母亲看来，这个女儿是个“扫把星”，是让她在不甘和灾难中沉陷更深的“小动物”，是厌倦和嫌弃的渊薮，是多余的赘物。何以如此？在小说中，马淑敏用草蛇灰线、抽丝剥茧的方式一点点向我们浸透：母亲曾在这个女儿“思蒙”出生前算命，如果生儿子会好，生女儿则是“扫把星”，这个女儿将会让她灾难重重；母亲怀疑她本应有个儿子，可简桐的妈妈却“抢”在了前面，“抢”走了她的儿子……当然这不是本质，本质是那些她未曾明说的——这个叫普希金妈妈的女人一直瞧不起几乎不识字的父亲，她是在时代的逼迫下不得不嫁给父亲的，这种怨恨一直如影相随；她当然想要个儿子，可生下的依然是女儿，这让心高的她更为怨恨。在嫁给父亲之前普希金妈妈也许有一段真正的爱情，可是种种原因她只得做出那样的选择……本质上，这个让人生厌、愤怒和怨恨的“妈妈”其实也是可怜人，她的内心被种种不能说出的怨愤积满，惟一能让她施虐的、做出些释放的，也许就只有这个“被命运强塞在她手上的小动物”了。
这母亲和女儿的关系，竟有种凛冽刺骨的意味。如果说卡夫卡《变形记》中所塑造的母子关系是借助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将掩藏在所谓的爱背后的自私、吸榨、盘压和虚伪放在显微镜下得以呈现的话，那尤瑟纳尔的《何谓永恒》则更近一步，它呈现的是含情脉脉的麻木；在《抵挡太平洋的大坝》和《情人》中，杜拉斯继续向凛冽处“前行”，女儿的堕落其实是母亲所默许的，她要这个女儿从中国男人身上挣钱，以补贴两个儿子，以补贴她抵挡太平洋的无望幻想。陈染的部分小说和赵月斌的《沉疴》中，母子、母女的关系已近乎“战争”……但就我有限的阅读中，像《裸地》这样凛冽到刺骨的“母子母女关系”还是第一次见。
她源自于生活，但进入到小说她有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马淑敏“创造了一种真实和它的必然后果”（纳博科夫语），它让你感觉，经历了变动的、虚构的这个母亲，她身上携带有那么强烈的生活气息，她身上有，女儿思蒙的身上也有，姐姐的身上同样具备。这和她创造性地创造了这样一种母女关系是相匹配的，甚至，它更重要，因为惟有如此，我们才会“信以为真”，才会感同身受地溶入进去。
马淑敏的《裸地》不只是围绕着母女的关系展开，它有更多的丰厚、更多的关系和更多的线索在，个人的和历史的、性格的和命运的、关爱的和不爱的、坚硬的和柔软的……它让我们思忖天经地义的母女关系、权利和义务以及在人性深处的幽暗和光。《裸地》中，父亲是在场的，尽管是一个微弱的在场。他处在种种的夹缝之中，几乎不具备性格；小说中的姐姐始终选择站在强势的一边，施虐给弱小的和更弱小的，习惯把嫉妒、怨恨和小心计打扮得义正辞严。我以为她的小刻薄、小恶毒会贯穿始终，但当那个突然到来的哥哥在殴打过她之后，她的亲情马上有了蓬勃：“她开始叫他哥，凡事都懂得让着他、护着他，包括按照他的吩咐去为他倒水……”小说最后，姐姐试图和我统一战线，目的不过是图谋母亲的房产。母亲和大伯、舅舅每一处的关系都有深意，都有延接到神经末梢处的细微与微妙。在小说中，“我”的邻居简桐一家的存在可谓是最大的亮色，这份亮色随着简桐被狼咬死而熄灭，成为暗含着不熄火焰的灰烬。
《裸地》有着多重的向度，它让我们认识了近乎极端的家庭和极端的生活。小说应当让我们认识那些我们或许并不熟悉、并不了解的“他者”和他们的生活，进而让我们思忖：非如此么？非如此不可么？有没有更好的可能？这是小说存在的要义，马淑敏在《裸地》中做到了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