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花》 作者：邹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纸花》是邹蓉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由十个小说组成。十个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大渡河畔一个名叫丁家坪的村庄，且叙述人几乎是同一个稳定的主体，所以，《纸花》也可以看成一部串联了十个故事的长篇小说。从文体上说，多少有些相似于奈保尔著名的《米格尔大街》。既然可以当成长篇来读，理论上《纸花》就有一个总体性的主题。这个主题或许就是：讲述一个村庄的历史命运。
在《纸花》的最后一篇小说中，那个叫丁家坪的村庄，因为兴建大型电站而被河水彻底淹没了。叙述人不无忧伤地说：“我们生活过的村庄，再也找不到了，多年以后，当我们都不在了，就再也没有人会想起它，仿佛它在这世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我们在抛弃它的同时，也被抛弃了”。这段话语非常清晰地彰显了《纸花》的文本主题和写作意图：当故乡的村庄被淹没以后，忧伤的“我们”，只有通过“记忆”的书写来复活村庄的历史命运及存在感，而村庄的历史命运说到底就是村庄人的历史命运，村庄与人是一个血肉相联的命运共同体。书写“我们”的村庄记忆，就是拯救“我们”自己的生活史。
作者的村庄记忆是在叙述人的童年视角中缓慢浮现的。在叙事过程中，作者与第一人称的叙述人——那个心思凝重的小女生往往合二为一，因此，《纸花》的乡村经验中便有不少自叙传的元素。在作者的乡村记忆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及其个体命运是整部小说的叙述焦点，贯穿于《纸花》的方方面面。开篇小说《丁丁猫儿》就在平淡日常的场景中，讲述了两个不同时期的女人上吊身亡的悲剧。事由看起来不同，但根子都是因为贫困。丁丁猫儿母亲生了重病，却无钱就医，终因不堪疼痛轻生而去。而更多活着的村庄女人，如香阿姐、涓子的母亲、“我”母亲或舅妈们，也在沉重的劳作中经历着贫困的压迫和煎熬。村庄的女人改变贫困命运的路径只有两条：要么嫁人、要么考大学。通常来说，嫁人更现实，而考大学希望渺茫。尽管如此，在作者感伤朴实的童年记忆里，村庄的女人们仍然有着沉静而坚忍的生命承受力，她们以平常之心和敢于担当的情怀包容所有的生命之重，跟随着乡村社会变迁的时代步伐、在摇曳多姿的乡风民俗中也曾有过低吟浅唱，在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她们洒下了一路汗水，也收获过生命的欣悦。而在众多的女人中，“我”的母亲不仅是一个拥有强大气场的女人，而且也是《纸花》中人物性格塑造得比较成功的文学形象。她坚强隐忍，吃苦耐劳，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意亏了别人。她性格有些男性化，常常忘记女儿的生日，却拥有砸锅卖铁供女儿上学的坚定信心。换个视角，在中国乡村的历史化语境中，“我”的母亲何尝不是“我们”的母亲。可以说，“我”的母亲，浓缩并且释放了天下村庄所有母亲的大地情怀。所以，“母亲”就成为我们缅怀村庄时念兹在兹的永恒乡愁。
《纸花》也写男人，因为村庄离不开男人。写男人的土地情怀、男人的农事技艺和诚实厚道，也写了男人的死亡。男人之死大都与发财梦相关联。作者自然想探测发财欲望与人性的深度，而欲望的深度也关联着死亡的深度。类似主题当然属于文学史的传统主题。作者的书写似乎没有太多新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态度比较低调、也许是暧昧。她平静地书写男人们的发财欲望，看着他们在事故中悲伤地死去。她讲述了死亡的悲痛，却不去质疑死亡发生的隐秘欲望。于是，《纸花》对欲望主题的观照就有了一种有意味的张力。
从形式上说，《纸花》也有不少可圈之处。平淡细致而略显唠叨的叙事节奏，不经意间倒成全了一种缓慢的叙述风格。情节被弱化后的书写方式渗透出散文式的抒情意味，一种忧伤的基调于是弥漫在字里行间。但由于叙述上的克制和对滥情的警觉，忧伤的抒情就总是恰到好处，就像一杯才泡的绿茶，仅余一丝苦香氤氲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