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漩涡中的经验对象的情感纠葛，在大事件视域中呈现，用被给予的方式折射出了彼此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是隐蔽的，读者观看大事件的视域要通过一定的意识行为将人物并联起来，每个人物的每个侧面以一种“连续的综合”、当前的在场呈现给读者，这些人物当时命运的背后有一个无限的过去，又包含着前面广阔的未来，因为受到其他侧面的影响，又造成不确定的悬念，这种阅读的快感，着实能在《中国丈夫》中得到充分释放。
以重大事件为焦点的各类历史学研究著作汗牛充栋，无论正史野史，莫不围绕政治关键人物展开。而游离于政治漩涡边缘，备受生存恐惧侵扰的平民，则鲜受关注，对于个体具象特征，则更是微乎其微。平民百姓这个群体，数量是庞大的，但面目是模糊的。然而，胡塞尔在现象学中提到“世界及其中的对象与它们的被给予方式的内在关联”。如何再现特殊历史时代下小人物的生活，意义深远。历史证明，未来文明的走向，重点不在关键精英到达的高度，而在于如何惠及众生，平等仁爱。
在大事件背景下还原小人物的复杂性，比精英研究更艰难。历史资料中对于百姓日常衣食住行的描述凤毛麟角。如若对中国古代世俗生活还原，只能通过名家诗词中背景描述，如路过村庄的景致、朋友乡人款待的饭食，再借助逻辑推理，方略可还原。
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杜比，集结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各国72位著名史学家参与撰写的《私人生活史》，被称为20世纪下叶史学界一项革命性的成果。乔治·杜比在序言中描述：“在我们之前，从未有人对调查资料进行过梳理……我们必须在杂乱无章中四处寻找，以求打开最初的缺口，标出路线，就像考古学家们置身在一片尚未发掘的空间……”
《私人生活史》在“星期天历史学家”的还原中，只具备了历史资料的罗列和粗线条的描述，而山西作家李晋瑞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国丈夫》，在大历史背景下书写了一系列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作者有意识地将重大历史事件模糊处理，若隐若现，事件中的政治冲突全部转化为小说中典型人物的情感纠葛，这种创意，堪称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哲学实践。
史料中的历史大事件，用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现象学角度分析，“仅仅从正面，或从某个视角、某个侧面以省略或投射的方式被给予……”对普通人的关注，才能更全面体验历史，如同洛克在《自由与人权》中所说：“个体人格是这个世界进程的阻断、突破和终止，是新秩序到来的启蒙者”。
《中国丈夫》探索了一种体验历史的新方法。小说通过中国贫民陈米仓和法国医生之女伊索尔之间不可思议的爱情传奇，借用先验现象学还原的哲学分析，可以体会小说给予读者的全新历史解读视角。
米仓和伊索尔的爱情之路，象征着一个哲学悖论：世界表面上与主体无关，事实上却一刻也不能离开主体。伊索尔是法国小镇不得志医生的女儿，她跟随父亲举家奔赴中国，不想中了镇长和船长的阴谋，父母倾家荡产，受尽屈辱，甚至中途赔上了性命，独留伊索尔在天津和叔叔汇合后辗转内地山西。她目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农村的传教过程，结识了年龄相仿的仆人米仓。无论以西方的阶层观念，还是中国的门当户对，这种主仆关系都是一生的定局。但是，大事件发生了，民间掀起了灭洋教运动。这次运动不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社会关系的重构，还有人性的哲学反思。此时传教士面临两种选择：走向光荣的殉道，或者逃生后以暴制暴；本土老百姓却没有选择权，“活下来”便是其饱受苦难中的奢侈品。
伊索尔在叔叔殉道后，生命危在旦夕，而米仓却活下来，这是两人位置的第一次转变。巨变造成普通人群体日常生活中自然态度的悬置，“世界的预先给予性”被解放出来，政治事件为个体生命带来的影响变化，此时便还原为通过主观意识被给予的现象，于是小说作者把个体命运的纠缠与民族命运走向的内在关联结合了起来。
作为流民的伊索尔逃到天津法租界姨妈家，和米仓失散分离，又经历了1900年的庚子之变，租界在武装反抗冲突中，人性在暴力刺激下异化，个体欲望变态膨胀，变得失去了民族、文化、性别、伦理的界限。伊索尔的身心再次受难：同是法国人的姨妈变得狭隘自私谎话连篇；表哥西蒙不断强暴伊索尔；表姐波丽娜为了享乐从交际花沦为暗娼；修士鲁本斯变成杀人机器，并用鸦片瘾囚禁占有美丽善良的米香。作者在此表达出：历史资料里看到的客体不能与个体亲历者的感受相混淆，这种沉思是现象学式的彼此反观。
伊索尔和赵家公子赵崇阳结婚是第三个转折。米仓作为家仆与伊索尔重逢，主仆关系再次确定。然而，大事件再次出现，一战爆发了。赵公子成为中国向欧洲战场派出劳工的承办人，并举家前往法国。伊索尔回到祖国，却无家乡。加之赵公子知晓伊索尔曾被强暴，不是处女，心存芥蒂，使伊索尔更加孤独绝望。小说在这里，展现了性与爱的多层次对撞，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性或性欲不是简单的个体化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化问题。福柯认为，性有着复杂的世系关系，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表面受过西式教育、彬彬有礼的赵崇阳，其实代表着典型中国士大夫的礼教思想，代表中国式的性爱观念标准：弱势方（家庭中以女性为主）必须绝对服从权威，保持忠诚，性是权威的恩典，爱则随时能被政治发展而阉割。伊索尔遭受性的冷与默，让她如入死牢。而米仓所代表的，是中国平民阶层的性爱观，如大地般朴实、务实、真实、诚恳，受儒释道教化的慈悲心、互帮互助抱团取暖的宗族观念，苦难中的忍耐力，和战争中破碎不堪的法国农村，在性与爱的需求中，达到了高度的默契。面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小说作者通过米仓在审判席上为自己辩护，揭示了这种善良宽和、忍耐合作的美德，这是无论《圣经》还是《古兰经》，佛经还是《道德经》中提到的，能在世界毁灭之时让人类幸存下来的美德，这也是战争结束后人类自我反省的准绳。
米仓与伊索尔终于在温暖的壁炉旁，性与爱同时融汇在一起，这也象征着中西方文化在互相需要互相尊重互相给予中融合了。平等的爱，带来了性的最原始的满足，伊索尔在人性的源头处找到了“诗意的栖居”，生命获得了归乡般的重生。
通过《中国丈夫》中米仓和伊索尔爱情线索的梳理，彰显了作者借助细节描述的优势，实现了历史哲思的又一种可能。这部作品的意义如果从现象学角度来描述，就在于作品能够表现出感知历史中应该“存在一种完全不再被直观却被意识的东西的连续性。即一种‘滞留’的连续性，在另一个方向上，则是一种‘前摄’的连续性”。具体来说，事件漩涡中的经验对象的情感纠葛，在大事件视域中呈现，用被给予的方式折射出了彼此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是隐蔽的，读者观看大事件的视域要通过一定的意识行为将人物并联起来，每个人物的每个侧面以一种“连续的综合”、当前的在场呈现给读者，这些人物当时命运的背后有一个无限的过去，又包含着前面广阔的未来，因为受到其他侧面的影响，又造成不确定的悬念，这种阅读的快感，着实能在《中国丈夫》中得到充分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