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的《花好月圆》是一部厚重的民间之书，也是一部小人物的革命史诗。小说以口述史的形式讲述了一个百岁老人前半生的经历，也勾勒出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面影，呈现出了一个小人物眼中鲜活生动的历史。
小说以口述史的形式为我们展开了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到解放上海、渡江战役期间那段历史真切的描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人物穿梭在亳州李庄、上海银行家公馆、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官邸、新四军部队的生活史与成长史，也可以看到在生活与历史的巨大转折中他的情感史与心灵史。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与“大小姐”、陈彩莲之间的情感纠缠，但小说并没有将之讲述成一个三角恋的故事，也没有像新历史小说那样讲成一个以欲望为动力参加革命的故事，或者像革命历史小说那样回避主人公的情感与内心世界。在小说中，李娃的情感世界是丰富的，也是光明磊落的，但历史的急剧转折没有给他留下抉择的机会，这份感情只能留在心底。而跨越半个世纪之后，当他们终于有可能再话前缘之时，终因久居海外的“大小姐”溘然长逝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这是一部小人物的生命史，也是来自民间的述说。李娃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讲述者，他来自亳州李庄，最终又回到了亳州李庄，他讲述所面对的对象也是亳州人，他的侄子，所以在他的讲述中充满了亳州的色彩，“咱们李庄”几乎写满了全书的每一页，在这里体现出的不仅是李娃根深蒂固的乡土意识，更是李娃所采取的言说立场，即他是在乡土——民间的角度上进行述说的，在这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作者的民间立场，从民间立场而不是精英立场，我们才更信任李娃的讲述，李娃的讲述也才更自由，更随性，更像是一部民族的“秘史”。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是来自民间小人物的述说，所以当我们在小说中遇到那些历史中的大人物时，未免会感到惊奇，这些人物包括鲁迅、泰戈尔、张爱玲、史沫特莱等。作为一个小人物，李娃在这些大人物的生活中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近距离接触这些大人物的契机，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偶然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飞扬的想象力，他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与诸多重大事件、诸多大人物的生命轨迹交织在一起，其背后不仅需要历史知识的支撑，也需要还原到历史现场的想象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历史观——究竟是谁创造了历史？在李娃由国民党战区逃到新四军的过程中，作者已经给出了答案。在小说中，重要的不是那些大人物，那些大人物只是历史坐标或必要的点缀，李娃的人生及其命运才是真正的主角。
如何讲述中国革命的故事？这是革命胜利之后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到80年代中期的“新历史小说”，再到90年代中期“家族史”的叙述模式，革命史成了家族史的一部分。可以说在这些叙述模式中，革命逐渐失去了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李亚的《花好月圆》突破了这些叙述模式，他站在民间与小人物的立场上，重新讲述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故事，在小说中革命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体，但相较于“革命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却更加丰富开阔，将更多复杂微妙的情绪与细节容纳其中。在形式上，《花好月圆》也颇具创造性，口述史的形式让小说总体有一种苍茫沧桑之感，但又在历史与现实中随意穿插，自然平实而又自由跳脱，其语言将老人的口吻、普通话的韵律和亳州方言的色彩融为一体，独具特色。而小说的最后一章，故事的讲述者由主人公李娃转变成了原先倾听者的儿子，这不仅是叙事形式上的反转与创新，也让我们看到了革命传统在三代人之间的曲折传承，这是李亚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途径，也是一代人对历史反思的再反思，是历史在现实中的回响，也是一个人的“革命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