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宇的《最后的电波》主要讲述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将士被围困于白马山区时，如何利用李安本这位电报局职员，以电报的方式与江北军部恢复联系，最终在顾绍彬团长等新四军将领的率领下，顺利突围的故事。如果只是写战争的险峻、进程以及最后的凯旋，那么小说的格局无疑大打折扣。这篇小说之所以有更强悍的力量，还在于它写出了战争更深层的悲凉、更本质的残酷，以及人们寻求内心宁静的不易。这让我想到肖洛霍夫的名篇《一个人的遭遇》。《最后的电波》重点刻画李安本这一人物，既写到他在战时的思想斗争和心灵转变，也言及其在弥留之际内心的波澜；而《一个人的遭遇》则主要透过参战者同时也是边缘人索科洛夫自己的回忆和遭际，让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残暴、世事的诡谲和人性蕴于平凡之中的伟岸。
两者都不是写“四万义军同日死”的宏观战争场面，所以并不以牺牲者众和枪林弹雨作为战争的注脚；它们也不是写“万国兵前草木风”的胜利日场景，因此并不显得热闹与激越。肖洛霍夫关注到战争带给参与者和被裹挟者的创痛，以及当事者的坚韧，季宇在《最后的电波》里则关注到一场小范围的突击战中，诸位战士的精神面貌和意志品质，还有“受骗”群众李安本思想上的波动和最终的被感召。当中有智慧、有战术、有牺牲、有泪水，也有战后世事的苍茫和当事人的情比金坚。而滴滴答答的电台电波，则化身为这篇小说的永恒旋律，一段特殊而神圣的背景音乐。在这个意义上，《最后的电波》与《一个人的遭遇》都展露出悲情底色之上人的顽强抵抗，以及顽强抵抗之后呼之欲出的希望。
这场极具使命感的战争，当然绝非“率土地而食人肉”，但是依然无法避免为了理想的献身。这种献身的不可控，如老彭、杜参谋的牺牲，甚或是并无过多笔墨的张虎娃的殉难，一方面彰显了战争的严酷，另一方面也窥见了信仰的力道、个人的英勇。这种牺牲之所以超拔和光耀，不是因为大家一开始就看到了希望的尾灯，继而不顾一切地追随，恰恰是因为所有人在前途明暗未定的关头，仍然肝脑涂地地为之拼搏和流血，才让希望成其为希望，终而让希望成其为现实。
军事题材，写刀光剑影、深谋远虑易，而写感情之发酵难。《最后的电波》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在不挤占叙事空间的前提下，让情感得到了最大化的生长——战友情、兄弟情、亲情。所谓情者，心有牵挂，对人间世有挂碍、有不舍，这与战争行为本身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所以李安本才那么汲汲于下山。写出这种不舍，小说成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于如何疏浚这种土石一样厚重的不舍，也就是破执。在小说里，破执的方式是忘我和取义，这都指向了行文不断强调的“铁”的精神和“铁”的状态，而“情”又不致让这份“铁”，缺失一种必要的温度。
第一人称叙述人视角和全知全能视角的转切，时间线索的错落排布，都是小说在形式上不甘于“传统”的体现。但季宇在战争题材小说或说军事题材小说中所抵达的高度，恐怕更多仍体现在节奏的精妙把控上。这种节奏的把控，既表现为行文叙事阻力和动力的“准点”交替，季宇擅于写转折和顿挫，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这是传统叙事小说的常用技巧，在面对战争双方的博弈、自我内部的挣扎的时候，这种写法往往可以收到非常理想的阅读效果；同时，它也显露为能量密度排布上的苦心孤诣。写到战士的牺牲时刻，小说一反常态，仅寥寥几笔，以回推的视角，将其统御于整场战斗，不以惨烈的场面细节而使人悚然。通过幸存者的言说，生命的脆弱感跃然纸上。原来，在那片渺渺茫茫的山林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激战，它无疑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但信息源又是那样断断续续，并不足够切近，是一种口头的近乎传说的言表。
相较于对牺牲的正面近景描画，此种处理方式反倒更能衬托出整个时局的某种大无奈，这或许比任何浪漫化或自诩高度写实的铺排，更能点染出彼时客观条件的苛刻与局限，以及生命自身的渺小与易逝，也为读者进一步的省思、咀嚼，辟出更广阔的联想空间。如此一来，老李的泪，又或是我们的泪，都来得更加的真、更加的切，不廉价也不浮夸。
在一个不但“讲求”变，更“讲究”变的时代，季宇在这里却写出了某些不变的东西。老李对于亲人的时时牵挂，新四军众将士对于纪律的遵循、对人道的坚持和对胜利的不竭渴望，以及当身处一个烽火与电台已成往事的时代，当事人内心深处依然飘荡着那挥之不散的电波之音。这个声音里，寄存着情与义，寄存着主人公关于人生、梦想和信念的近乎全部的定义。这份不变，是小说的思想之质和精神之钙。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持衡与坚守，小说在一系列的情绪转换、时空变迁之后，仍能保持住某些最初的模样。这是所有新四军通信兵战士的模样，是老李这位“插班生”的模样，也是一切行事之初心的模样。不应忘却这铁一般纯粹而率直的模样，因为它能让我们学会坚定并勇于实践：面对生活里的种种围追堵截，我们终将实现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