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折腾“一部巨大的妄想之书”（《一种庞大的文本建构》），行将不惑方得其60万言，对于自负的闫文盛而言，犹是“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假如他这样的写作愿景总是处于“方生将生，隐约轻灵”之际，他异乎寻常的“自我”强化，或许如其所讲的那样：
“很难说，写作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醉吟之诗，写作仅仅是为了完成作者的告白。”（《一种庞大文本的建构》）
“窃以为，我们如果没有敢于尝试伟大的失败的野心，也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作者的告白》）
“知”、“行”合一，尤其可贵。随着他的60 万言陆续付梓，“失败”与否，自有公论，至若他的“告白”说，当需贴着他“告白”下“文之悦”（罗兰·巴特语）意指氤氲之“阵势”（气象），给予具体化的分辨、呈供。
迂回与延宕
闫文盛承认：“这些年我们的语言赶不上我们思维的进步”（《耻于谈论》）；“总之，我们的纤巧，浮泛和大量的自我繁殖都是让人吃惊的……我们为什么会保留我们平淡而沉闷的庸思？”（《飓风的，明灭的路灯》）为了展示他不羁的才思，他不被既成的文体惯例所囿，“耽于抒情、谈论、内视和主观”（《烟酒店的客人们集体噤声》之《此篇副本：下午的表情》），以期在“观察式写作”（《烟酒店的客人们集体噤声》之《延伸：关于〈……〉写作的无材料性》）之外，完成他“一向在努力达成我有生以来的愿望：去写下我在异常彻底的冥想中所见闻的一切。”（《烟酒店的客人们集体噤声》之《我们的不同相似》），其中最极端、也最具原创、示范性的写作途经，莫非见于他围绕一个词、一个短语、一个句子，反复排宕，悲欣自在，叱咤出一块天地，出乎意料。
先从他的《循环理论》《梵高》说起。
——《循环理论》总之是靠9个“关于……”引出的多样质疑，及两个“要不要”的反问，摆出其意指论辩性的架势的；临了，还发出吁请：“总之，您看着办哪，您哪！”然而，所谓的论辩，莫非恰恰契合了冥想的刹那，好似心灵的独语，也就是讲——将有关理解“创作”所郁结的某种“苦闷”一股脑地端了出来。不过，组织文本的意指痕迹（“表达”），即便就其一个语词——“总之”，也能隐约看出其痛快淋漓的一面，来得何其简明的原委：毋须绘摹，拆除成规，可谓之玉汝其成的关键。
——《梵高》一篇反其道而行之，给出了相应论说的限制语境、条件：先用3个段落“献疑”，自然是以“梵高”为兴体，引出人们对“艺术家”理解的诸多不是，接下来用8个段落的篇幅，正面立论给出解释；于是“刺目”一词被反复标举着，每段少至1个，多至3个不等，多达15次，以求振聋发聩之效，这是典型的尼采“箴言体”的表达修辞，迂回排因，总会打开一扇心灵的窗户，似在流连，却被辩驳的汹涌气流所挟裹；说理、抒情，相得益彰，愈深闳、开端，愈偏执、愤激；欲求其从容、雅致的意指践行（“思想”）纹理，显然不能绕开那15次有关“刺目”意指缠绕述行的本身。
然而闫文盛还有更极端的话语实验，譬如《雪》《空腹》《一名诗人》《原始》《理想的黄金》等。前两篇均从一个“关键词”（意象）往复咏叹，不失疏朗；后三篇类似的述行“配置”却繁复了，并且不限于相应的字、词的标举，还引入了像《循环理论》那样的短语、句子，靠多个“意象”拼图，制造变局，声浪喧哗，自然了得。此外，无论字、词，还是短语、句子，各自的指示属性不致同一，“秘响旁通”，又当然氤氲着相应的芬芳。“温暖”之于《雪》于是会从“知觉”的变通语境里穷其无限，“请”之于《空腹》则该寻觅宜于被扩张的想象开裂的罅隙。《一名诗人》——笼统地看，是被“假设”的句式挟裹所致，可“如果是”，“如果有”与“如果”述行指向恰恰妙在毫厘间，混淆不得；因为或“是”或“有”之假设，判断下得决绝或温厚，近乎“选言判断”，透漏出主体迫于情势，欲罢不忍微妙的意识闪动，“如果”云云，来得爽快，毕竟被假设的可能性之于主体而言，微乎其微，几乎属于“绝望”那般难以直言的痛苦的绝妙的“命名”对待了。
但是，继此“假设”幽微而繁复涌迫，《一名诗人》自“如果”该词第37次（共计45次）“招摇过市”，表结果的谓项，突然多出了或联手成“对句”（计6次），或单独引领呈复沓、排比之势的（计3次——“何妨”，及“何必”二词），意在收束，却生波澜。直到结尾二句，由“知”与“不知”明显相岐的矛盾推断，方戛然而止。
再看《原始》。它的后半部分为“请”字句所辖制，接连出现了13次。中间部分，和上文运用“如果”繁复格式相仿，先后有“去看看”（计8次）与“去”（亦8次）引领的句式区别——但“去”与“看”分开后，很快还曾作为一个“独语句”孤零零地杵在那儿，讲究变化；而“看”呢，它也曾单独行事，化为单音动词，厕身于“请”字句首次闪亮登场之语境，使得由“去”而“请”之祈使、吁求感情色彩、音调及述行“角度”（的浓淡、高下、“内视化”）接洽通妥，举重若轻，势若“草蛇灰线”，把呜呜咽咽的“主题”调式浑融其内，分明隐指着主体行舍用藏、难于直言之痛隐秘的流向，关联着文本风神/筋骨相嵯峨的“肌理”。无独有偶，开头部分，大开大阖，从两次“原初，我本是”两次反复，到 “我本是”、“原初”拆分出来且倒装逆接，迫使述行改变了“我”被审视的角度，迴复中自然带出另外层面的意指，随后再经“先天”，“先天”追溯、回顾，厚实“我”被审视的语境，然后再带出“我说”这样的戏剧化递增趋势，文本结构组装为此刻镂得极清爽。不消说“去看看”、“请”之一气呵成的吁请，犹如在“我说”的框架中自然演漾，大“故事”套小“故事”，飞檐抛脊，四柱八面。所以合而观之，该述行无非借“时间性”的延异，嵌合出“空间性”的层化叠加，也就是讲，“原始”追问的主题性意向，毋宁与文本结构化形式交相征涉，为述行的话语赢来全新的格调、气象，凑迫自然，慨当以慷！
《理想的黄金》原则上虽与《原始》不相上下，却变朴厚为轻逸，有意冲淡“我说”那般明显可鉴的“戏剧化”独白格式，轻倩自如地就其自怨自艾似的诉说，含幽怨于简劲，从“我哪里见过黄金”、“我哪里懂得黄金”梅开二度般的低徊盘旋，间插3个“请”字句敞露纠结，把“报答平生未展眉”相似的怅怅趁势抖出；纵使释愤抒情，也是反向的指向，把主体观照自我虚实互苞的“否定性”神韵荡向幽眇。“我们哪里是为了黄金”为尾声；复数代替了单数，即是对其神思妙契的点睛。“郁郁乎文哉！”闫文盛推陈出奇的苦心于斯为盛。“如此”，罗兰·巴特曾云：“主体也许恢复了，不是作为幻象，而是作为虚构。一特定的悦出自这般方式：将自身想象为独特之物，创造一个至为珍异且具终极意味的虚构：同一的虚构。此虚构不复是个单一体的幻象；相反，它是社会剧场，我们在里面搬演我们的复数：我们的悦是独特的，但不是个人的。”（见《文之悦》）
转赠于闫文盛，一点也不为过。
经验与知识
上述篇章多样性重复的语句，我仅给出了其相应的“语用”方式的分析，至于各自确凿的“语义”维度，有鉴于因重复而带动的各类话语，意象缤纷，迎接不暇，句式相肖，意旨清浅，不似闫文盛其他场合下构造的“长句子”面貌奇古，基本上不曾光顾，亦请海涵。可是换个角度看，惟其热衷于抱团，挨挨挤挤，“总体大于部分之和”，它们作为语言构件，岂不有损其“语言言说”天赋神圣的一面?闫文盛无意弑神渎圣，却与维特根斯坦“语言”与“世界”互涉的存在“边界”论暗通款曲，以静制动，逆用维氏“家族相似”观点、方法，尊重“事实与价值”落向常态的“语用”原则，及其“语义”涵摄的规范，使之联动，哗变，高举义旗，舍我其谁，似“想象”的助产士、精算师，精致地造就了一次“感情”临盆、喷薄的宏大景致，其实却是煞有介事，接近能量耗竭殆尽的“热寂”效应。（通常欣赏的矛盾性修辞及反讽，很显然，无不循此而被“语言言说”，而达臻其被诱惑的“前语言”的“能指”潜伏之境的。）但像这样张狂的“语言言说”，毋宁属于空洞的能指往返，因为代表“语言言说”同质化的句式，早已似划过天宇的流星，沦为话语的“断片”。所以对于闫文盛而言，他愈是声嘶力竭地叫嚣，愈是显出了那些“断片”状的话语被聚召的实际功效。
据莫里斯·布朗肖的理解，尼采是掌握这种“断片”话语的第一人，它属于一种“间断的、不连续的”话语，矛盾属于“它的思想方法”，可它从不知矛盾为何物，它陌异于自身，在“质疑”的“喃喃低语”里，“它通过一场将它带回自身的滑移，移到了自身的外部”，又在其复多的陌异的自身承担着“语言的挑衅——那种语言在一切已被说出的时候仍在言说”；所以它代表着一种“断裂”，“人”，同围绕着“人”所形成的一切思想知识间的断裂，标示着“人”的消失（“上帝”死了），以及“人”为此肯定着自身的永恒回归（如“超人”，如狄奥尼索斯的感召），是在“差异”所追踪的存在不可避免分裂的裂痕处（界限）的无限“重复”。通过“差异”来思考，如果说是“断片”话语为“人”能够解放自身的奠基之处，那么，它又无非迫临于那种以连续特征的哲学话语（形而上学）内部，采用后者言说的方式不断地究诘着、颠覆着它的“权威”，是“差异”支配着本质的言说，迫使“时间”与“空间”相互脱落，错位，为生命主体洋溢的“力”从而宣告着认知主体的强大或衰颓（见《无尽的谈话》）。不消说，尼采这样的“断片”话语，在巴塔耶的“内在经验”思考，福柯的“权力”理论那儿激起了深远的反响。闫文盛虽然其生已晚，但文学出道早，为其同龄人的佼佼者；他早熟的文艺气质，决定着他是以出自诗意的张望、而非思辨的训练醉酣于生命的忘川的。他所构想的《主观书》，并非取哲学、知识论的肯定性意涵，而是宣称着与那种宕大的话语相陌异的“内在经验”非知的神秘之域，毋庸置疑，但也极易被误解。
回到他缤纷的意象，那些反复举隅、示例的各式心愿，异样的物态、风光，被召集到一起时明显地缺失了来自“事实与价值”约定的关联性；各句承载的被接受的角度、立场夸夸其谈，不堪一击，也正是基于这般引朋呼类的、非同一化的“差异”的敞露，为主体焦灼的呼号，留下了返转自身的极大“空间”，亦即敞露的“当下”；这类“想象”狂潮最终的嬉戏，其实属于主体不被规训的激情遗留，属于无言之言的“象征域”，区分出语言与世界相交涉的“边界”；一方是喧哗，一方是沉默，从喧哗逼近沉默，实属无奈，可绝对不能缄默，要知其不可为之；“重复”，所以被首肯着，经由意象的汰滤从而有所拥戴或割舍。然而，以汰滤的功夫取代“差异”及其思考，也会形成“重复”的同质化。闫文盛意欲从此“断片”异禀式领会的话语属性撬动他醉酣的庞大文本，不是没有其安抚冲动的修辞化的“瓶颈”的。只是因为，汰滤属于修为，“思考”才是肯定“当下”所把握的生命主体（而非认知主体）“应该有命运的深刻的裂纹”（《伟大的诗人》）的最佳契机；或当务之急；闫文盛愈来愈意识到：“我向我的写作支付的成本太高了，已经影响到了我的生活”（《生活的寒噤》），写作与生活间的彼此纠缠如果形成了困扰，修为与思考必定有所偏移。正如“断片”话语不可遏制地以非连续性的策略腾挪意指述行，但笔耕不辍恰恰由此所驱动，闫文盛的嗟吁“窃以为”不乏正视之必要。
迷狂的客体
于是，我注意到了闫文盛一组“寡人”云云的小品，类似体验，作为一种 “可能的文体”，它的极端实验的价值无可厚非。但是，“自裁别体”，有原创性的文化忧患的施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即为明证；有审美感染的消费取向，“后现代”的转向，无疑使之刻奇化、拟象化了。闫文盛受益于尼采、卡夫卡、佩索阿、昌耀之处多多，对他翻转出的尼采式的“箴言体”毫无疑义，独独对他这番实验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不文不白、“拟白话”的话语被采用，只是一种标新立异的“象征资本”的炫示，溯源改宗的“文化资本”反而被总体拒斥了；“差异”被抹平，本该非连续性的磕磕巴巴的述行，被圆润的、甜腻的、似是“神秘的认知”所启示的那种迷狂拥堵了。所以，通体透亮的“拟白话”承载的，不过反归话语“代言”的修辞滥调上，用“载道”来评骘，卑之无甚高论；依“言志”而玩味，徒具高调，尽管“拟白话”之于话语操练而言，不失一种修为，一种生活品味的展示，可对于囿于内心的幽暗的闫文盛而言，又未必不是“立言”愿景的反面。极端实验可能陷入的迷狂不能不以此为戒。因为“迷狂中所看到的幻象也同样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客体”，乔治·巴塔耶如是说！因为——
“自我的激情、对自我的炽热的爱，在寻求一个客体。自我只有在我之外才能被解放。我能够明白，我创造了我的激情的客体，这个客体不是自主地存在的，然而它就在那里。我的幻灭感无疑会改变它。这不是上帝——因为这是我所创造的，但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也不是虚无。”（见《内在经验》）
所以我以为，一个庞大的文本如果取消了前述所谓的“我说”被给定的“语境”，抑或以“假设”所推拒的巨大的“现实”被否定的判决的清醒，“当下”由于“差异”而显豁的刺目的“幻象”，庶几接近的是“现实”烦嚣的本身。闫文盛穿透“当下”的定力，的确还充满了变数。
絮咿的“当下”（代“结语”）
善于构造长句子乃闫文盛极端文本实验的鲜明标志，我无意为此辩护，恰恰表明我对它的倾慕。
我从不在意他的长句子“晦涩”与否；“我得到一文。此文烦扰我。可称之为絮咿。”罗兰·巴特尔如是说，可他为之“絮咿”的，稍稍令人不安；毕竟“文的絮咿仅是语言的泡沫而已，受写作之纯粹需要的影响而形成。”毫无目的的吮吸，“一种尚未分化的口欲的激动，及产生口福之悦与语言之悦这两种口欲掺和了。”尤其是当它在全然不醉之际写成，它便是一种冷感之文，犹如一切要求皆是冷感的，直至欲望、神经症在要求中形成了为止。（见《文之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