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因为虚荣，向朋友借了一条钻石项链参加舞会去了。在项链照耀下，她在舞会上出尽了风头。不幸的是，项链丢失了。虚荣的女人为了赔偿这条项链付出了十年的艰辛。十年后，她终于从项链的主人那里知道，钻石项链是假的。
——这就是《项链》。这个故事多次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在中国家喻户晓。家喻户晓的原因还有一个，《项链》的写作思路非常吻合中国的小说传统——因果报应。《项链》的“报应”当然有它的主旨，剑指虚荣，或者说剑指女人的虚荣。如果我们“深刻”一点，还可以这样说，剑指人心腐朽与道德沦丧。如果“深刻”再带上一些历史感，也有理由说是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罪恶导致了人心的腐朽与道德的沦丧。莫泊桑所批判的正是这个。莫泊桑告诉我们，拜金与虚荣绝无好报。他的批判是文学的，也是数学的，也许还是物理的。《项链》其实可以简化成一个等式：（女人）一晚的虚荣＝（女人）十年的辛劳。
《项链》很清晰，还简洁。作为一个和“自然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莫泊桑一点也不“自然主义”。他另类、独辟蹊径，没有多余动作。如果说，左拉钟情的是鲁智深笨重的禅杖，莫泊桑擅长的就是轻盈的飞镖，“飕”地就是一下。莫泊桑不喜欢对视，是斜着眼睛看人的；他乜斜着目光，却例无虚发。他让你躺下，可碎尸万段的事情从来不干。正因为另类，他的前辈法朗士，精神领袖左拉，文学导师福楼拜，都给了他极高的评价。他也配得上那些评价。
《项链》是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说，结构完整，节奏灵动，主旨明朗。直接，讽刺，机敏，洗练而又有力，可以当作短篇小说的范例。好作品的价值在于激励想象、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读者和更加少数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
我做了一件无聊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把《项链》重写了一遍——把马蒂尔德的名字换成了张小芳，把马蒂尔德丈夫路瓦赛的名字换成了王宝强，把富婆弗莱思洁的名字换成了秦小玉。几分钟之后，汉语版的而不是翻译版的《项链》出现了。故事是这样的——
2005年，在北京，教育部秘书王宝强的太太张小芳因为虚荣，向富婆秦小玉借了一条钻石项链参加部长家的派对去了。派对结束后，项链丢失了。为了赔偿，王宝强和太太四处打工。10年后，也就是2014年，这对夫妇终于还清了债务，他们在国庆长假的九寨沟遇上了富婆秦小玉。秦小玉没能把苍老不堪的张小芳认出来，然而，张小芳十分自豪地把真相告诉了秦小玉。秦小玉大吃一惊，反过来告诉了张小芳另一个真相：“那串项链是假的。”虽然是自娱自乐，但我沮丧地发现，仅仅替换了几个中文人名，汉语版《项链》面目全非。它漏洞百出，幼稚、勉强、荒唐，诸多细节都无所依据。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的破绽——
第一、作为教育部公务员王宝强的太太，张小芳要参加部长家的派对，即使家里头没有钻石项链，张小芳也不可能去借。王宝强和她的太太都做不出那样的事情来。
第二、相反，哪怕王宝强的家里有钻石项链，太太张小芳平日里就戴着这条钻石项链，可她绝不会戴着这条项链到部长家里去。在出发之前，她会取下来。她不想取下王宝强也会建议她取下。
第三、一个已婚中国女人再幼稚、再虚荣、再不懂事，在丈夫的顶头上司家里，她不会抢部长太太的风头，她一定会“低调”。当然了，部长夫人的风头她想抢也抢不走，无论她脖子上挂着什么——除非张小芳把长城买下来，再挂到她的脖子上去。
以上的三点是最为基本的中国经验，或者说，机关常识。
第四、国人对假货在道德上是谴责的，在情感上却又是依赖的。谁没买过假货呢？张小芳，一个虚荣的、骚包的女人，对假货一定是在行的。让她去借奢侈品，这不是张小芳大脑短路，是写作人脑子短路。
第五、退一步说，这对夫妇真的借了，项链真的被弄丢了，可他们真的会买一串钻石项链去还给别人么？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其他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还项链”作为小说最为重要的一个支撑点，王宝强夫妇这个行为能不能支撑起这部小说？
第六、就算他们买了一条钻石项链去还给人家，一条钻石项链真的需要教育部秘书辛苦十年么？对了，还要搭上他太太。
第七、好吧，辛苦了十年。可张小芳为什么要去洗十年脏衣服呢？她那么漂亮、年轻。这年头哪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会洗十年脏衣服？张小芳挣钱方式有许多，唯一不可信的方式就是做苦力。
第八、作为仅有的知情者，秦小玉白白地赚了一条钻石项链，她真的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情真相告诉张小芳么？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有。更可能没有。
第九、这年头，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有些物质，有些虚荣，只不过借了一条项链想在派对上出点小风头，这怎么了？伤天害理了？你一个作家利用手上的那点写作权力，恶意升华、草菅生活、肆意糟践，刻意安排人家过了十年不幸的日子，这不是仇富，是变态，写作心理是不健康的。
第十、因为女人那点小虚荣，这个社会就虚伪了？贪婪了？吝啬了？腐朽了？肮脏了？愚蠢了？残忍了？丑恶了？卑劣了？奸诈了？在中国，女人的虚荣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大的能耐？拿女人的虚荣来说这么大的事，只能证明你的浅薄与无知，理性能力远远达不到写作要求。
如果愿意，也许还可以找到另外十个理由。我只是纳闷，我更好奇——这么好的一篇小说，什么都没动，仅仅替换了几个汉语的姓名，怎么就这样狗血了的呢？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不是魔术，也不是娱乐与游戏，相反，它的内部隐藏着真正的文学。
也正是纳闷，也正是好奇，我把《项链》里头所有的姓名都换回去了。再看看，这一次我又能看出什么呢？
《项链》是清晰的，大家都知道莫泊桑想说什么。诡异的是，或许被汉语版的《项链》吓着了，当我回过头来再一次阅读《项链》的时候，心里似乎有了阴影，似乎不那么相信莫泊桑了。我从《项链》里头看到了别的。莫泊桑有严重忧郁症，这些“别的”也许不是莫泊桑的本意。
在莫泊桑的《项链》里，我首先读到的是忠诚，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家庭，对社会的基础性价值——也就是契约精神的无限忠诚。无论莫泊桑对资本主义抱有怎样的失望与愤激，也无论当时的法国暗藏着怎样的社会弊端，在1884年的法国，契约精神是在的，它的根基丝毫也没有动摇的迹象。《项链》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项链》里的契约精神一点也不复杂，那就是“借东西要还”。这不是哲学理念，而是生命实践。在践约这一点上，路瓦赛先生和太太马蒂尔德为我们树立极好的榜样。即便是莫泊桑，在项链遗失之后，可以挖苦路瓦赛夫妇，可以讽刺路瓦赛夫妇，可莫泊桑丝毫也没有怀疑路瓦赛夫妇践约的决心与行为。莫泊桑不怀疑并不是莫泊桑“善良”，是没法怀疑，除非他不尊重生活事实。能在教育部混上书记员的人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正常”人了，他太太同样是一个“正常”人。在契约社会里，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契约精神已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个常识，是公民行为上的一个准则。它既是公民底线，也是生活底线。这个底线不可逾越。可以说，离开了契约精神作为精神上的背景、常识上的背景，无论其他背景如何相似，《项链》这部小说都不足以成立，它的逻辑将全面崩溃。
在契约这个问题上，路瓦赛和马蒂尔德都是常态的，有理由把这样的常态解读成忠诚。在项链丢失之后，丝毫也看不到这一对夫妇的计谋、聪明、智慧、手段和“想办法”，看到的只有惊慌与焦虑。这说明了一件事，他们内心绝对没有跳出契约的动机，一丝一毫都没有。所谓的惊慌与恐惧，骨子里是践约的艰辛与困难，同时也是契约的铁血与坚固。契约精神是全体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在路瓦赛夫妇身上，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延续，最关键的是，它在践行。正因为他们的“践行”，《项链》中的悲剧才得以发生，才成为可能，才能够合理。
但对于作家或小说来说，“忠诚”是无法描绘的。可以描绘的是什么？是性格与行为，是人物的责任心，是担当的勇气，是不推诿的坚韧。要回答《项链》这部小说里头有没有忠诚，只要看一看路瓦赛夫妇有没有责任心就可以了。忠诚与责任心是合而为一的，一个在理念领域，一个在实践范畴。
莫泊桑全力描绘了马蒂尔德的虚荣，描绘了命运对马蒂尔德的惩戒，但为了使得《项链》这部小说得以成立，吊诡的事情发生了，不经意间塑造了另一个马蒂尔德：负责任的马蒂尔德和有担当的马蒂尔德。
莫泊桑对“十年之后”马蒂尔德的外貌描写，是《项链》里极为动人的一个部分。他描写了马蒂尔德的“老”，还特地写到了马蒂尔德“发红的手”，这是粗糙的、长期泡在碱水里的、红肿的、标准的、“劳动人民”的手。在莫泊桑的本意里，这个“老”与“发红的手”自然是罚单，——你就虚荣吧，你已不再年轻，不再美丽。
作家的性格，有些是软的、绵的，有些是硬的、狠的。总体上说，有能力、有勇气深入的作家总是好的。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心慈”加“手狠”大概可以算作大师级作家的共同特征了。用李敬泽的说法，写到关键的地方，“作家的手不能抖”。“手抖”了，小说就会摇晃，就会失去稳固和力量。小说家是需要大心脏的。在虚拟世界的边沿，优秀的小说家通常不屑于做现实伦理意义上的“好人”。
莫泊桑就“手狠”。“发红的手”就证明了莫泊桑的“手”有多“狠”。是的，对于一个曾经的、光彩照人、众星捧月的女性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红的手”更令人不堪呢。在这里，莫泊桑的手必须狠，否则就不足以惩戒，不足以批判。
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马蒂尔德是在一夜之间“老去”的么？手是在一夜之间“发红”的么？显然不是。这个“老”与“发红”是渐变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十年。在过去的十年里头，马蒂尔德目睹了自己的面庞慢慢地“老”去，目睹了自己双手慢慢地“发红”。她也许流泪了，但她没有放弃，没有逃逸。所以，这里的“老”和“发红”就是责任，就是忠诚。
的确，莫泊桑“手狠”。当他通过想象看到马蒂尔德双手慢慢“发红”的时候，另一个概念必然相伴而生，那就是“十年”。在《项链》里，莫泊桑用一半篇幅惩戒马蒂尔德，“判了十年”。这附带着又告诉了我们另一件事，就是马蒂尔德的耐心。
《项链》告诉我们，1884年前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法国教育部的书记员收入是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证据是她家里有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女佣，马蒂尔德衣食无忧、丰衣足食。可一个鬼魅的东西终于出现了——钻石项链，换句话说，奢侈品。再换句话说，奢侈的生活。这条项链有多奢侈呢？算起来吓人一跳，等于公务员一家十年的收入。莫泊桑为什么对马蒂尔德的虚荣不能原谅？说到底，她奢侈，最起码，有奢侈的冲动。健康的、美好的社会不是不可以有奢侈，可以，但是，只能是少部分奢侈；健康的、美好的社会也不是不可以有贫穷，可以，但是，只能有少部分贫穷。
《项链》这篇小说有一个所谓的眼，那就是弗莱思洁的那句话：“那一串项链是假的。”这句话是小说内部的惊雷，振聋发聩。我相信第一次读《项链》的人都会被这句话打晕。换句话说，真正让我们震惊的是什么呢？是假货，或者说，是假。这就是大前提。
但这个大前提恰恰又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就是真。“假”在什么条件下才会使人吃惊？很简单，“真”的环境。同样，如果环境里头到处充斥着“假”，或者说，整个环境都是“假”的，那么，这个“假”将失去它的冲击力、爆发力和震撼力。
在《项链》里，莫泊桑所采用的小说线性极为明了，假——真——假。借来的项链是假的，还了一条真的，最后再发现借来的项链是假的。“真”是一块巨大的磐石，稳固地盘踞在生活最中央，然后，“假”出现了。在“真”与“假”的冲突中，构成了小说戏剧性。如果将小说的线性做一次调整，变成真——假——真？能不能构成小说的戏剧冲突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这样的作品文学史上有，加缪的《局外人》就是这样的作品。可《局外人》不属于现实主义，是存在主义代表作。存在主义的关键词是什么？荒谬。荒谬的世界是颠倒的世界，“假”盘踞在生活的中央，闹鬼的反而是“真”。
相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存在主义的真——假——真这个线性关系是不可思议的。它的线性只能是假——真——假。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是求真，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目的也是求真。所以，真，或者说，求真，是人类心理的基础、认知的基础、审美的基础和伦理的基础，最终，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真”会使我们平静、愉悦，“假”则会带来震惊与恐慌。所以，现实主义的戏剧冲突只能依靠“假”对“真”冲击来完成，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