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存一直是当代作家关注的焦点。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宏观关注，到新写实创作以来的沉下世俗，当代小说总是在努力逼近生活的真相。如果说宏大的现实生活关注指向现实的广度，世俗生活书写扎向人性世界的深度，那么杨帆在当下的创作则将目光伸向生活的细部，神情冷酷却又不无怜悯地将生活的内在肌理翻示在外。因为现实生活总是比想象还残酷。杨帆小说从《黄金屋》开始，并没有止于底层关怀这样廉价的视野。她既是筑梦者，又是梦的摧毁者。她写人性，更写现实，一切都在撕扯着读者的内心。感受杨帆的小说世界，犹如一面日渐破碎的镜面，镜框完整，却在听着玻璃镜面吱嘎破碎的声音中，任凭生活世界的不断支离。裂隙之间，充满着人性与现实冲突下的无奈、苍凉，还有一种原生的欲望与伦理之间的猛烈冲撞。杨帆似乎将生活的复杂肌理细致地抖落给众人，其中又夹杂着现代情感的审视，并在富有独特造型感的画面中，实现了诗意与现实的紧密相融。
一、现实生存的痛感
考察当下众多的关注底层生活的小说，总有那么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在支撑着作品。城市/乡村，上层/底层，城市居民/农民工，扬此抑彼，道德的高下与阶层的高低正好形成参照，并在鲜明的人文关怀中抵达社会的道德制高点。杨帆小说同样有着阶层固化的问题，年轻人的创业就业问题，情感生活问题等，涉及人物有城市乞讨者、流动商贩、大学教授、医院女护工等。这些人物散布在城市的深处，支撑起生活的厚度。作家没有将其定型化和概念化，而是在各自的梦想中，抵达现实生活的残酷。穷人并非因为穷，就占有不言而喻的道德高地，每个人都在活得更像个人的梦想中，追求和绝望。杨帆对底层人物抱有深切关注，字里行间与他们有着极强的共振频率，但她没有站在一个道德高地挥舞着狼牙棒，没有试图为底层代言，为苍生立命，再盛上“一碗上面漂浮着一点悲悯几许同情的心灵鸡汤”。 她目光冷峻，剥皮剔骨，以在场者的姿态，用一种外科医生般的精确，来发现他们的日常与他们衣服下的不堪。
在杨帆笔下，城市被抹去了其外表的光鲜亮丽，而将日常的灰暗之处抖露在读者面前。王金枝不顾众人出于道德的同情，执意让婆婆在寒冷的广场上拖着病体，扛着饥饿乞讨，王金枝的绝情、撒泼，都在一个巨大的梦想驱动下完成，那就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在王金枝的梦想世界里，她是强势的。丈夫陈东国的懦弱，而最终出走富婆的温柔乡；无奈的锦绣在婆婆去世后也离家远去。在胡姓富婆面前，她刁蛮敲诈；在众多大学生面前，她撒泼赶走他们的同情；在民警面前，她貌似泼辣却很快因为假钱而瘫倒。在她起早贪黑，通往黄金屋的梦想之途，亲人一个个离她而去，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在她身上，生活的残酷与亲情的柔软，无法找到平衡点。失衡状态下的她，既有通向梦想的原动力，让人感觉生命的强悍，又有坚硬现实面前的无助和苍凉，让人感觉生命的软弱。因此，主流的价值观、人道主义情怀，甚至精英意味的底层关怀都不是作家的用力所在。当王金枝推出病重的婆婆来到广场，这本是一场情感或道义流淌的好机会，作家却集中笔力，让王金枝撒泼装疯，将各路打抱不平的人马纷纷退下。王金枝的行为足够让路人头上廉价的道德高冕脱下，让情感和道义无法流出，在她身下，大情怀被小心思一一腐蚀，最后被夷为平地。她身上坚定的梦想与现实的艰难，比起众人用廉价的同情或批判砌起来的那座城墙，要来得坚硬得多。
同时，杨帆还将笔触伸向老年人的婚姻情感问题、高考落榜女孩的出路问题、医院护工的生活问题等。老魏虽已日显年迈，却在女儿长大后突然有了找一个热被窝的老伴这样的梦想。然而王金花的丈夫、儿子的到来，搅得老魏的生活乱七八糟。老魏寻找情感的温暖，却在情与钱之间陷入独孤绝望。老魏每天在应付众多的人、众多的事。“正是在社会中，在与人们的交往中我感到了最大的孤独。”（别尔嘉耶夫《认识自我》）老魏和王金花之间，钱大于情，最终因为钱的问题，而导致二人一同因煤气爆炸而亡。摧毁老魏梦想的是这些底层民众无法摆脱的贫穷及带来的婚姻家庭问题。一心在美院备考的女孩贞德，历经一年又一年的落榜后，最终无奈放弃。在其成家后，却又因为孤单而出轨，她带着一个女儿等待一扇能打开的门。对于贞德而言，早年的绘画梦想，在遭遇生活的复杂后不断摧毁和粉碎，尽管她还在等待，但那是一种无望的等待。这些人物的梦想，或为房子，或为亲情，或为理想，或为自我的存在，在现实的残酷中一一被摧毁。摧毁梦想的残酷现实中，有人性的弱点，有生活的逼仄，有原欲的冲动。因此，杨帆小说中的现实不再是外向的投身，也不仅仅是内向的纠结，这些复杂的生活万象，正如破碎的镜面，折射出当下生存空间的艰难和促狭。她划开城市生活美丽绚烂的脓包，让里面的脓血点点渗出，从而抵达那些被日常生活所遮掩的痛感部位，避免了对生活镜像的表层作简单的复制。
二、现代情感的腐蚀
现代情感就像一种有形的流汁，没有方向却无处不在地流淌在现代人的生存空间。杨帆的叙述没有任何的过场，而是把我们直接带入两性之间的情事纠葛，在一种或者冷静、或者体恤的情怀中, 看到情事纠葛暂歇之后从洞开豁口流出的东西，腐蚀着现实生存的外在表象，而带来种种无以言说的情感之痛。“家庭制度化和性行为的规范化将在每个个人身上引起一系列隐藏的问题，这些问题无形中是感情生活和人类关系极大地复杂起来。性行为的规范化导致了此后情爱的既无边界又无节制的地下活动，造成了家庭情感和色欲感情之间的混乱的不确定的关系，建立起婚姻和情欲的二元性，引起新的和多重的矛盾。”（埃德加•莫兰语）杨帆的小说在家庭内部、男女之间几乎没有一篇涉及情感的温暖。作家往往在无以言说的帷幕下，让我们看到情事以怎样的姿势进入，又以怎样的宿命发展和灭亡。性事、情事在杨帆的纤纤素手中炼成了一把小巧而锋利的刀，悄然剨开一个个城市角落的人生与故事，让我们窥见生命在情爱热灼后的斑斑内伤。
单身母亲、离婚妇女、失足女人、婚外情、第三者、风尘女……构成杨帆小说女主人公身份中的主要特征。这些女人的身上注定要承载太多的情感焦虑和冲突，却又带有一种伤害后不屈的尊严和顽强的生命力。杨帆没有在个性张扬的道路上放纵性与情的书写，而是将性、情流淌于现实生存的细部。《天鹅》中的叽叽集舞女、歌女、妓女于一身。《暗物质》中蒋小花是一个电视台的职员，她不停地结交男人，不停地打胎。她的情感人生就像名字一样，讲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笑话。《粉色》中的妍燕虽是一位还在读小学的女生，但她熟知现代烟花巷里发生的一切，包括色情交易、勾心斗角；《迷途》中的侗丽怀着懵懂的憧憬来到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现代城市对于侗丽她们就如同八卦迷魂阵，甚至出门都找不到回家的路。走投无路的侗丽第一次用肉体交换十元车费之后，从此一步步用身体混迹于现代社会黑白两道。杨帆不断将视角引向生活背阴的一面，由这些人物身上的情与性叩问人性存在的真相，体现出了对现实表象的反抗。
杨帆冷静翻开当下城市生活的皱褶细部，让城市情感的斑斑血脉呈现在读者面前。《毒药》中的青瓶和朱军，同在教育局工作的一对互相体贴的恩爱夫妻，丈夫朱军发现妻子青瓶失身于局长，用贞洁换来他的正式编制之后，开始了对妻子变着花样的报复和折磨。故事结束时，青瓶刚出院，患鼻癌的朱军就住进了同一间病房。此时此刻这对劫难中的夫妻进行了一番忏悔，但在死亡号角已经吹响的破碎结局中，情感已经不堪一击。《黑夜中的白衬衫》中的刘慧是个乡下进城的女孩子,要想在城里立足,必得付出比常人数倍的代价。她与邵华东恋爱，却因为邵华东车祸而双腿残疾,“刘慧可以爱得要死要活,但不会爱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于是刘慧的爱情首度夭折。此后刘慧爱的是单位的科长,科长承诺给她调动工作，刘慧有了身孕后,科长煞费苦心地说服了她打胎。结果以科长老婆到单位大闹而结束了这场爱情。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笨拙的爱情故事，却让我们感觉到时代爱情的价值被欲望疯狂咬啮的声音。杨帆笔下的性无关善恶，却始终附在生活的背面，腐蚀着生活这根大柱。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生存的艰难，还是力比多的流淌？杨帆面对一个个破碎的结局，沉入生活的细部揭示属于城市深处的暗流涌动。
这些情感叙述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破碎。文中没有代言底层的欲望，没有消费苦难的意识，而是在对那些卑微孱弱的小人物情感的把握中，揭开城市深处的爱与恨，及其尴尬与绝望。《后情书》中，罗宝文守着因车祸而成为植物人的丈夫20多年，但作者没有惯常性地去写其身上的坚韧与奉献，而是在一份夫妻情感的坚守中植入她与婆婆、与儿子之间的冲突。丈夫的存在，本质上是一个考验人性的符号，而三者的情感冲突也构成了中国家庭伦理的复杂。她与男人老占之间的情感，甚至性欲冲动，则在伦理与欲望的冲撞中，体现了人性的高度。《吃石榴的男人》中，单身母亲黄丛在离婚后带着小军一起过着艰难的生活。她对生活中的一切善意和美好都抱有警惕，对同事老郭的追求也犹豫不决，但却耐不住寂寞，与一个年轻的货车司机成了地下情人。货车司机在与黄丛的肉体交往中，产生了浓烈的情感需求，而邻居女人在孤独的生活中，则以令人难以理解的母爱，疯狂地保护着小军。整个小说看上去是简单的日常性叙事，但划开表象之后，却发现是对都市非常态的情与性的考察和体认。“小军”的“被绑架”这一细节，决定了文本超越了爱与恨、情与仇、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从而进入了复杂的精神维度。杨帆在创作谈中说到：“我的人物总是身处一个面目不详的城市，大小不论，照样充斥现代文明，情色冷暖。在《吃石榴的男人》里，男人女人都有温度，这温度是这城市给的，也被这城市夺去，寻找，挣扎，求索，回归，我的男人女人们在漫漫长路跋涉，企图找回最初的安宁。隔一段日子，男人乙用钥匙打开前妻的家门，呆上半天，睡上一觉。”它既是情节性的，又富含哲理性。锋利的刀锋背后，实现对这个伪情世界绝望而节制的控诉，是作家杨帆对当下世界的绝望性认知与批判。
都市情感的热度，并没有将交往中每一个人，尤其是女人带到一个温暖的地方，而是裹挟着走进一个情感的黑洞。其中热闹而又孤单、宿命又抗争。情与性的灼烧，让杨帆笔下的生活面目全非，体现了作家以女性独有的感受力来逼视生活的真相。
三、诗与实的交融
把生活写成生活，其实很难。一个作家如果在日常生活的外表涂抹上大情怀的油脂，往往会流于浅薄的政治或伦理书写，相反，如果生活总是聚焦于世俗的小心思，则会让文本贴地而行。杨帆小说毫不留情地用刀划开城市幻象下的苍白面具，将大情怀与小心思相互融合在低调冷静的叙事外衣之下，表现了当下中国深刻的危机和救赎的可能。
首先是造型感。杨帆小说往往抓住不经意的一瞬间，将场景特定的造型呈现在读者面前，好似电影的深焦距大景深镜头，既有细致而多层次的场景描述，又有立体和色泽组合出来的造型质感。杨帆小说没有鸿篇巨制的野心，却将笔触伸向城市深处的每一个角落，营造出一个个的小造型，通过这样的造型，将人物的情与思传达出来。在《黄金屋》中，“对面屋顶蹲着一个女孩子，因为隔得远，看上去像是一只猫，或一头鸟。女孩背部纤瘦，头发披散，正对着远处天际出神。可能在张望鄱阳湖面的水鸟，或是帆船。”杨帆抓住城市深处的某一瞬间，将其定格，形成一幅独特的造型图。女孩的造型，既有文人世界的诗意，又有底层世界的木然。她似乎在思考诗和远方，又在寻找明天的生活出路。婆婆“距离画架几米开外，她围坐在一床棉絮里，靠着旗杆睡着了一样。应有七八十岁，戴着黑线帽，嘴唇乌紫，面皮粗糙，有些地方皲裂了。身前放一只补了的搪瓷碗，里面有几个硬币，零钞。她那神态仿佛她是这个台子的主人，占据领地已经一百年，她跟这个旗杆已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脸上写满沧桑的婆婆与她身后的旗杆，构成了城市广场中心地带一个独特的造型。在构图的视觉方面，婆婆和身后的旗杆融为一体，与周边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城市的一片光鲜亮丽中涂抹上一笔灰暗，刺激着人们的视神经，将城市生活不平衡的一面呈现出来。同时，在广场平面上，这个广场中心的造型，撑起的是一种生存力量的强大，又是底层世界道德伦理层面无言的伸张，击中城市广场上的每一个民众。杨帆用纤细的秀笔，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幅与城市奢华构成巨大反差的素描图，从而与中国当下的底层“真实”建立起一种让人血肉震颤的联系。她只是简笔勾画出系列下岗女工、按摩师、小偷等城市边缘人的生活瞬间或一幅幅与城市外相不相和谐的素描图。这些造型化的场景与画面，将当下流行的底层叙事区别开来，强烈的画面感，将原本满满当当的底层生活质感荡开一系列的诗意空间，给过于硬实的生活书写增添了许多虚空的想象可能。
同时，杨帆小说的语言硬实、简洁，但其勾勒出来的瞬间造型却带有丰富的寓言性与诗意性。当婆婆在锦绣的怀里死去后，锦绣背着婆婆在雪地上跑。“她好像被人追赶着，身体弓得紧紧的，在院内绕着不规则的圈。当他们跳下院墙时，她背着婆婆一跃上了屋顶。两人惊呆了：她踏着暗银似的积雪，像一只猫那样沿着屋檐飞奔。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锦绣像一只长着巨大翅膀的鸟，背着婆婆的尸身不停歇地在一个又一个屋顶上奔跑。”这一独特的造型，既是反现实生活逻辑的寓言式表达，又营造了一种与现实划开界限的诗意，仿佛有卡尔维诺小说的味道。在《贞德的号角》中，贞德一生都在寻找命运之门。“关键是找到那扇门，决定你命运的那扇门，打开它，你梦寐以求的事物终会出现。可是，如果那扇门后根本没有为你准备的礼物，你是转身离去，还是继续让门发出‘空空空’、‘空空空’的响声？”其中的诗意与寓意几乎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去诠释。在《摇晃的浴室》中，丈夫与母亲两人的皮肤瘙痒，正是一种寓言式的写作，透过皮肤瘙痒，写出了二人之间因空间变化而带来的个体反应。一直在摇晃着他们的内心。同时，小说还擅长运用长镜头，将场面的景深拉大，辅以有温度的色调，调制出一个个富有层次感的诗意场景。《吃石榴的男人》中写道：“一根白金般的光柱投到房子中央，无数灰尘在晨光里尽情狂欢。小军伸出手切那光线，小手给映得透明，一种触目惊心的红润。一会儿他脱离女人的怀抱，跑到门口玩土。一个小小的院落，长满了草，是那种很有秩序的长，像那类血液里窜满了狂野、因为受到调教而举止规矩的姑娘。两棵树之间，一个竹架牵起一蓬葡萄藤，地面落满了细碎的荫凉。小军的背上、头顶上披上了白亮的阳光，一撅屁股，将一把把亮闪闪的金子抛到地面。不多时，两人觉出房里的寒凉。”这些造型化的场景，看似漫不经心，确实是作家的精心勾勒。她巧妙地将小说语言的造型感与色彩、温度、速度、弹性、密度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既有电影般瞬间造型感，又有丰富文学性和寓言性的诗性语言。这样的小说语言，既有强烈的画面感，又有诗化的哲思味。
可见，杨帆的小说语言，并非追求速度阅读的快感，而是不停地通过造型和画面来延缓故事的讲述，她的目的不是故事的趣味性，而集中在造型与画面之间的张力效果，建构一个往返于大情怀与小心思之间的独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