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收录了十四位现代出版家的十九部著作，其中近一半1949年以后没有出版过，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新书，对今天的读者极有价值。
在我看来，这套书首先是对中国现代出版家群体表达了真诚敬意。现代出版业从清末开始，经辛亥革命，再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四十年形成巨大规模，影响了中国思想、教育、文化、学术等诸多重要领域，可以不夸张地讲，中国20世纪文明进步，出版业厥功至伟，不可代替。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曾经做到了亚洲第一大出版机构，不由得激起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如果简单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思想开化，经济进步很快，出版社林立，印书局风行，但单独比较，还没有一个出版社可以和晚起的商务印书馆无论在出版规模还是社会影响上一较高下。这表明，不是条件好了，就意味着出版业自然而然地好了。出版家的使命感和眼光、视野更重要！1912年陆费逵先生创办中华书局，迅速以自身的出版特色赢得了整个社会的认可。陆费逵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关注中国的教育，中华版教材很好地满足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邹韬奋先生及他领导的生活书店，最成功之处便是抓住了为读者服务这个要害。在我们今天强调为读者服务的时候，观察研究一下邹韬奋先生是怎么做的，肯定会得到无穷教益。
当我们赞叹先贤们令人尊敬的事功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应该追问一下他们是如何做出这些业绩的？与他们相比，我们今天在哪些方面值得反思？收在“丛书”中的民国出版家人人都学有专长，除了主持和从事出版业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专家办社”。出版家和专家两结合，相得益彰。张元济先生除了为商务印书馆掌舵外，本身精于版本学、目录学，擅长校雠，因而他主持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百年来备受学界推崇。章锡琛先生勤于著书，有《〈文史通义〉选注》等多部专著，散见于报刊上的著译文章约七百篇，加上早年在商务印书馆15年的历练，1926年创办开明书店，在中国出版史留下了辉煌一笔。开明书店出来的编辑徐调孚、钱君匋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出版家。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作品和青年读物，影响一代又一代文学爱好者和年轻人。今天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是1953年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联合组成的。简单地讲，这些杰出的出版家，以自己雄厚的学识作根基，从几个点上辐射开来，尤其是长期关注现实问题并试图通过出版物加以解决，这种文化勇气和担当，无疑让我们肃然起敬！
至于说到慧眼识人，大胆启用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简直可以说是传奇。当王云五经过胡适先生的介绍来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他对现代出版业一无所知。当时的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先生同意接收王云五来工作，马上就把编译所工作的重担压在了王云五的肩上。王云五有当报纸主编和十年在大学教英语的经历，所以到编译所主持工作如鱼得水，业绩突出。张元济先生更超常规启用王云五，王云五编辑所所长当了一年多又被任命为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馆长，“掌管那时候全国最丰富最名贵的藏书”（王云五原话）。更出人意料的是张元济先生三年后干脆任命王云五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先生也深孚众望，十年间让商务印书馆雄风大振。王云五当编译所所长后马上就制定出了既长远又切实可行的编译规划，后来影响中国百年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由此发端。当图书馆长，王云五又搞出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方案”，并在东方图书馆用此方法完成编目；发明了“四角号码查字法”，后来出版了《王云五大字典》《王云五小字典》。成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王云五又大刀阔斧，锐意革新，做出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空前的业绩。《万有文库》第一版印五千部，因内容丰富，收书富于特色，当时全赖此部书成立的图书馆就有一千多个。“大学丛书”更是空前的大手笔。王云五鉴于中国的大学没有自己的教科书，教科书多用外国的，为了促进我国的学术独立，计划出四百种原创教科书，至抗日战争爆发，实际已出版三百种以上，“多为精深之作”，受到当时中国大学师生的高度肯定。“每日一新书”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在“抗战”前的几年，商务印书馆已经真正地实现了。王云五先生还明确地提出“多印行有用的书……还编印一部分明知不免亏本，却是有益于文化的书”。在今天我们听听王云五的话，恐怕大有好处的。
我还想举一个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赵家璧先生的例子。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是广东商人、华侨投资的股份制企业，专营画报、画册和电影歌曲的出版，实力雄厚，设备先进。中国出版史上被称为第一本大型画报的《良友画报》，远销全球华侨社会，是该公司的主打产品。创办人兼总经理伍联德，曾在商务印书馆编儿童读物，可以说是出版内行，是比较开明、有正义感的新型出版家。赵家璧因为机缘在上大学期间半工半读为良友公司编过两年半《中国学生》月刊，该刊销路并不好，主编第二期就辞职了，第三期开始赵家璧就独立编辑。因影响不大，发行量不行，编到最后赵家璧也没什么劲了，就建议伍老板把《中国学生》停了，他自己另外筹划出新文学书。伍联德先生同意了，建议赵家璧稳扎稳打，从小做起。就这样，一个21岁、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年轻人在良友公司的支持下，开始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出版家生涯。“一角丛书”在1931年9月初开始出版。所谓“一角丛书”就是一毛钱一本，是一个很新颖的策划。这套丛书共出80种，当时的年轻作家、“左联”作家等投稿的很多，因出版及时，印制精良，售价便宜，赵家璧先生可谓是旗开得胜，一举成名。一年后伍联德邀赵家璧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给其出版部主任的名义，专管画报以外的编辑工作。赵家璧自己说：“我从此时起，在伍联德的放手信任下，也单枪匹马地去创个新天地了。”1932年初，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也化名来到良友公司，他先为《良友画报》写国际述评，接着主编《电影画报》和《新小说》。在郑伯奇的开导和启发下，赵家璧思想更倾向进步，坚定了他为进步文艺多做工作的信念。经郑伯奇介绍，赵家璧结识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加之他朝气蓬勃，思路活跃，一系列在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书接二连三地出版了。郑伯奇介绍赵家璧刚见过鲁迅，赵就邀请鲁迅给他赐稿。鲁迅答应给他两部译稿。不久，“良友文学丛书”就以鲁迅的两本译作开了头，接着茅盾、巴金、老舍、郑振铎、叶圣陶、沈从文、张天翼等著名作家的书稿便源源不断地到了赵家璧手中。两年多时间，“良友文学丛书”就出版了原创文学作品近三十种。赵家璧更惊世的手笔是一手促成“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发行。赵家璧通过巴金介绍认识了郑振铎，又结识了阿英，到阿英家里又亲自查阅了他多年收集的新文学史料，经充分准备，启动了在今天看来梦幻般的一个出版工程。赵家璧和茅盾、郑振铎、阿英四个人反复商量，权衡再三，最后确定了十个编选人选，因郭沫若人在日本作为诗歌编选人可行性太小，最后易为朱自清。这部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理论和作品的选集，由赵家璧主编，分十大卷，由蔡元培作总序，编选人作导言，十个编选人依次为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如此豪华的编选人阵容，在出版史上堪称罕见。加上蔡元培先生，这11个响亮的名字，像11颗耀眼的星辰一样照亮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赵家璧还主持编辑并出版了“良友文库”——《中篇创作新集》《苏联童话丛书》《万有画库》等。“良友”版的图书除内容进步外，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印制精良，装帧漂亮，文艺书几乎全是布面或纸面精装，纸张好，不少书外加封套封腰，他们印刷画报的先进设备在印纸质书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表现，深得作者的欢心，也博得读者的喜爱。鲁迅曾戏称它为“良友式”。再有是赵家璧独出心裁，从“一角丛书”开始，每本书都有“良友”的出版标记：画面是一位头戴阔边草帽的农民，在春天广袤的田野里，左肩挂着种子袋，右手正在向条条田垄播撒种子。木刻画带点洋味儿，线条粗犷有力，寓意深远。“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库”等都用这个标记，让这一标记深深地印在了读者脑海里。更叫人吃惊的是赵家璧先生在“良友”总共也不过是干了五年多一点时间，从年龄上讲是在他29岁以前已经做出了前述让我们仰望的出版业绩，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家的地位。伍联德先生真可谓慧眼识人！“良友”比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无疑是小社，但小社也可以出大书；“良友”是一个非文史类的出版机构，而非专业的出版社甚至可以出版比专业出版社专业得多的出版物；“良友”是一个地方社，但地方社并不限制它出影响全国的书……这种突破自身的局限而取得的成功是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一番呢？！
我还想说的是，仅仅从一个读者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就是一套不易见到、值得一读的好书。“丛书”所选有学术书，有评论和鉴赏书，有回忆录，还有诗歌和小说。这些作品篇幅大小不一，长短随内容而定，概括地讲是干货很多，绝少注水。
中国现代出版家中，不管他是留过洋，抑或是自学成才，都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都时刻关注中华民族命运。面对西学冲击，重建、重塑中国知识体系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既要整理出版优秀的中国经典，又要深入、详细、具体地传播新知，打通中西，打通古今，其内在矛盾、艰难不言而喻。以张元济先生为代表的这些出版界精英，以自己的世界眼光、人文情怀、文化智慧开创性的形成了中国现代出版体系，以传承经典，融合新知，昌明教育，开发民智，提倡科学，走向世界为主旨，为中国现代出版文化打下了开创性地基础。他们始终都敢于面对中国的真问题，终其一生都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用自己的出版物尝试解决这些真问题。百年后回望，其远见卓识令人敬佩有加。
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时候，静静地回望一下20世纪的中国，只要不闭目塞听，我们将会受到莫大的教益。我在翻阅这套丛书的时候，时不时地还想到现代出版家不同的命运际遇。陆费逵、邹韬奋二先生早逝，王云五先生远走台湾，其他大多活到六十岁到七十之间，其中张元济、叶圣陶、钱君匋、赵家璧、周振甫五先生高寿。唯独《天堂与五月》的作者邵洵美先生平生遭际最让人唏嘘。邵洵美祖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出身官宦世家，是新月派诗人、出版家、散文家、翻译家。1923年赴欧洲留学。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27年回国，与盛佩玉结婚。盛佩玉是盛宣怀的孙女。1928年起22岁的邵洵美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此后22年持续不断，直到1950年。邵洵美先后创办的出版机构有三个：金屋书店、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和第一出版社。邵洵美创办并出版杂志十种以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都办遍了。接管了《狮吼》杂志，与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等。1934至1935年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邵洵美家的客厅——花厅，多少年都是上海滩著名的文化沙龙，不少有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都是花厅常年的座上客。对年轻的文坛新秀，邵洵美更是管吃管住，并管出版作品。邵洵美就是这样一个人，万贯家财散尽，以个人之力出版了众多的报刊和书籍。作为新月派有名的诗人，邵洵美出版过《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及《诗二十五首》等三本诗集。用他自己的原话讲，他对新诗“是一种信仰”。邵洵美自视甚高。谈起15年前自己的《天堂与五月》，他说“各种诗格的尝试，现在看来都是幼稚得可怜，人家一提起我便脸红”。能入他法眼的新诗人，也不过是徐志摩、孙大雨、卞之琳、戴望舒数人而已。邵洵美的言谈举止和作派，容易引起其他人的非议。鲁迅就曾著文骂他，说是“要想发财，最好给富家翁作女婿”。这对邵洵美后来的命运影响极大。其实客观地讲，鲁迅的看法是偏颇的。盛宣怀家族固然在近代史上不是一般地显赫，但邵家也是官宦世家，实力不凡。邵洵美千金散尽，主要是用于出版事业，而非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地自己去享受。邵洵美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贡献，恐怕不能一笔抹杀。邵洵美资助过好多人，而且声明不图回报。年轻的夏衍求学的时候没有钱，邵洵美给予巨额资助。在夏衍晚年的回忆录中，有明确记载。1950年后，邵洵美艰辛备尝，但他仍然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译有马克·吐温、雪莱、泰戈尔等人的大量作品，成为一代翻译家。邵洵美1968年去世，活到62岁。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无疑对今天的出版界和广大读者都大有裨益。编选者的眼光，出版者的气魄，不用多说，是应当受到肯定的。如果“丛书”还要再版，或者是出第二缉，我觉得应该注意一下世界书局、东亚书局、正中书局、北新书局、新生命书局、黎明书局、新月书店、大东书局等当年有影响的其他出版机构。现代出版家也应关注郑振铎、夏丏尊、李小峰等先生，他们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这仅仅是我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未必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