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十八岁的少年约定好了，在下一个十八年到来——之际，其中两个少年要到曾经的订约之地去等待收取——这个约定中唯一的女孩汪泉的一封信。如果说这个约定有效，它的游戏成分也是大于事实性的存在本身。脱离小说文本，回到现实世界它会被认为是个例如“到此一游”的笑话。但小说家却看到了它能够提证生活的本质光影，现实从未大于想象，建基与此的人的精神，将如何穿越想象世界的困境来回应现实——以质证写作介入其中的有效性。
如果说我在弋舟小说《如在水底，如在空中》（载《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5期）的阅读中有所斩获，那它也仅限于此。并以此来理解作家在虚构世界与诚实写作之间的挣扎和背离。我一直相信那是建立某种信念的艰难选择。但它也并不妨碍我僭越此点，展开非论述意义的纵深思考——并试图建立起一个读者与写作者可能既存的某种精神性的关带联系。
这得回到小说中去寻找那根存在的秘密丝线。
丧偶是人生的大不幸。不幸的是，蒲唯就遇上了这一人生劫难。他一直踟躇在如何从这一“阴影”走出去和思考这种走出去的“正当性”的疑惑中。丧妻之痛是蚀骨的。而忘却它像似已超越事情本身的个体性，具有了某种社会属性与伦理意味。我想这也是小说主人公不断质疑自身行为的关键所在。他是被同情的。但建立起来的那个被同情的人世底座，确有随时失衡的危险。
被一封信末尾的署时“大暑”，所激起的节气时序延展，让蒲唯一下忆起一个遥远的约定，在“立秋”之际到一个约信之地践约。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程小玮，在此际便适恰地出现了。当然，他在接听蒲唯带有暗示意味的电话时，有过短暂的理解上的精神分岔，也对朋友的“丧妻之痛”表露出了稍嫌过分的善意和同情。等他在时间必然延时而至的某个时刻，如蒲唯所期许的那样也想到汪泉，一次必要的出行便水到渠成。它是旅行呢，还是一趟排遣忧思的解困之行，抑或说它是寻梦之旅，像似都能成立。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出发，人在旅途，才至为关键。
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当年的那个女孩汪泉已经历过“考上北大”，又“举家迁往深圳”，再至“移民加拿大”的人生徙变，于今可以说已音信苍茫。这时，蒲唯不得不问，“汪泉现在会在哪里呢？”而程小玮的回答可谓随便到了一个禅境似的玄妙，“这还用说吗，她当然会在给我们写信的地方。”对于作家来说，能够赋予他的小说人物如此言说，“她当然会在给我们写信的地方”，一定是得到了天授。
我想这样一句话给予小说人物蒲唯“一击而中”的震撼，同样适用于人生存于其间的这个世界和他寄身于其中的生活。它还毫不留情 地击穿了时间。它把一切打回原点，又在此建立起帮助人经由和往返人世间的秘密通道。在这里让我看到了作家写作的诡异。覆盖时间的是一层层的生活——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世界。在写作之前它是坍塌的，写作并不是要重新建立起它原有的形貌，而是在继续肢解它的过程中，看清曾经构成过它的复杂结构以及那些超过其物质性意义的神秘纹理。但写作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把人的因素全然置放进作品中。它——某种人的精神意志——由此便获得不可言说的神秘性。但这一神秘域界，同时又是敞开的、透明的，对所有心怀热情的来者，无一不给与认识和阐释自我认知的自由向度。它当然更欢迎阅读者自愿地在这一过程中融身作品，继续扩展故事世界的神奇和包容。
弋舟的短篇向来以涵容深邃、意象远阔著称。尤其是《随园》这个小说出来后，更是吊足了读者的阅读胃口和期许。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之间进行同向比较是一件尴尬之事。你不能简单说这个好，而去否定另一个作品。这是因为批评家并没有先天地获得判断一个作品优劣的权力。他只是本着一种养识和认知尊严，去在一部作品中进行某些既定或被默许的心力辨认，并予以微弱呈现。
其实这一过程往往歧义频出，甚至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颇具吊诡意味。这样，在小说中出现的“大暑”“信函”“冶海一号”“圣湖”“凉造新泉”“篝火”“邮包”“圣光”，这一概事物，都应剥去它们像似具有的象征、隐喻、暗指等修辞外壳，而向其词语的本意裸身，以期获得叙事情境的简单、澄明、准确。
重返小说文本，弋舟的叙事已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佐证。摘出一段：“蒲唯在他头头是道的讲述中昏昏欲睡，往往再次醒来时，看到的会是此番情形：世界像是被装了消音器，而一个像是被烤过的胖子裸着上身坐在你面前，胸膛宛如青铜，肚子鼓凸，脑袋低垂，打着呼噜，稀疏的头发在阳光下有一层烧卷了似的毛茸茸的光晕。面对此情此景，蒲唯每每都需要怔忪片刻才能恢复对于世界的理解。”这一段文字阅读下来，“两个生活中的受挫者”形象，便准确地在叙述中得以确立。那透过叙事文字产生的类似“一击而中”的深度痛感，它所能传递出的人生颠沛、命运多舛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性疏离和硗薄，也是准确的。
同时，这一准确也成全了小说的虚构肉身。
程小玮潜水受伤，蒲唯接续进行，看似是对着那个具有隐义的“邮包”而去，而事实上，促成他们行动的真实动机，是对人生已有之义的再次确立和重新置放。只有这样，小说叙事中蒲唯那具有叠加意味的自我阐释，才有意义。“好像他深入到水底去，就是为了把什么丢失了的再找回来似的；好像只要他伸出手去，必定就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将重新被攥在手心一样。”细细品读下来，不正是这样吗？
布罗茨基曾这样告诫过他的学生：“千万别把自己当受害者看。”《如在水底，如在空中》这个小说，应该已在形式上实现超越这一话语深具警示意味的指述。生活在制造苦难的同时，也一直在创造希望。它犹如一间巨大的产房，总在孕育、诞生。在一个作家身上，会自然重叠些许其他作家的影子，如果这些影子存在，它唯一的作用也是用于我们更加方便地辨认出“这个作家”，而不是去辨认那些影子。这个小说文本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认出弋舟和他的写作的文典。
据说弋舟写作这篇小说的动机——就来源于出现在小说文本中的那枚古钱币“凉造新泉”。如果神秘一点，亦可把他构思这一小说的灵感归因与此。我不太相信灵感这东西。但它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可以让人省去很多麻烦，像似还可以巧妙逃懒。其实灵感这东西对于小说家来说是无用的。如果“凉造新泉”真正是促成这个小说写作完成的介质，那么围绕着它建立起来的叙事，必定是作者“穿越想象世界的困境来回应现实”的艰难努力。这个过程复杂、缜密、琐碎，又充满苦堪和艰辛。但也一直被信念支撑。
我记得弋舟似乎曾在微信朋友圈中晾晒过这样一枚真版古币：“凉造新泉”。像似我还问过：真有此币？
他确定地回答：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