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向西，向西，向南》是2017年度汪曾祺华语小说奖获奖中篇小说。小说围绕着女主人公陈玉洁从中国到德国再到美国，一路向西、向西、向南的人生轨迹，书写了在当下现代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如何承受着时代对人精神世界的改变，如何体验复杂难言的人生况味，而在这个身份角色似要迷失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反抗失意与彷徨，坚定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灵魂之依傍的故事。
作为小说大家的王安忆，显然有足够的自信凭借时代生活的“某一侧面”反映这个时代“普遍性”的问题，小人物或平静如水或百转千回的命运折射出大时代的深刻社会变革。因此她以松紧合度的叙述节奏、看似不经意的枝枝蔓蔓，将起承转合颇具中国味道的故事娓娓道来。
故事开端镜头闪回至上世纪90年代的柏林，女主人公陈玉洁与徐美棠的初识。一个是理性智慧体制内沪上女白领，一个是16岁时靠偷渡闯世界、经过沧桑又带着热辣辣生命温度的青田老板娘。那种海外异乡中餐馆里不期的邂逅，甚至彼此不知姓氏名谁的惊鸿一瞥，为日后二人的惺惺相惜埋下了伏笔。
时光流转至新世纪，小说追随着陈玉洁的脚步再向西到达美国纽约。作为准确把握全球化时代经济脉象，率先下海的一代民营企业家，陈玉洁一家迅速成为富裕阶层，但是在新世纪新一轮的经济洗牌当中因“暧昧的受益最终造成的身份的尴尬”而重新寻找新的商机，同时也是规避风险向境外转移资本和财富。小说的笔触首先指向，当这一群体的人富裕之后，当钱不再成为问题，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亲情关系是如何被疏离、蚕食与摧毁的。
当陈玉洁一家因女儿就读于纽约的大学而多次往返美国时，财富资本、生活习惯、语言交际早已在全球化时代不会成为出国的障碍，那么生活的障碍又是什么呢？真正的障碍在丈夫、女儿代表的决策性力量在美国买房定居后显现。这实则隐含着爱情、亲情在这种日益膨胀的财富浸润之下的变质，进而衍生出的“恶之花”。随着情节的渐次推进，我们看到了表面上慷慨大方、夸夸其谈，自有一套经济理论的丈夫，似乎永远站在财富的至高点上俯视全球经济，其实他早已背叛了妻子，与叫做维维安的小三儿在香港共筑“爱巢”。他积极地在纽约为妻子购房实则是变相地抛弃妻子；为妻子女儿生活、留学付出的高额费用无非是令自己不安的良心得以些许平复。这个在小说中着墨不多、多以幕后操纵者身份出现的丈夫形象，似乎代表着生活中一种司空见惯的人，面目清晰又模糊，极具代表性，可憎的“先富”而“无情”之人，总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其实是在掩盖人性的卑劣一面。同时他又在小说中外化为女性生存艰难的叙事背景，成为女性逆袭故事的预设。也许在全球化大潮面前，这对夫妻的悲欢离合故事实在平常不过。智慧、理性、独立的妻子陈玉杰绝不是依靠丈夫的女人，但那一份身处异乡的寂寞真空与身份意识的模糊认同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孤独感，依然伤害了她的内心。小说中还用不少笔墨写了陈玉洁与女儿这样一对“亲中有疏”的母女，更印证了观念、代际的差异，对天然血缘关系的破坏。因为父母创业时期无暇顾及女儿的成长，当终于有一天可以给她锦衣玉食的生活时，却发现已然亲情淡漠，又有代际的差异总有难于理解和沟通的一面，纵然有彼此的关心，终究不能用最妥帖的方式表达，而心存隔膜。这二者带给陈玉洁的命运荒凉感，成为其与徐美棠阴错阳差的命运对接的心理基础。
纽约布鲁克林“牛铃”中餐馆里陈玉洁与徐美棠“人生何处不相逢”的再度邂逅，则开启了“佳人双双浴火重生”的机缘。这里我们姑且不谈女性主义所谓的“姐妹情谊”，不想为故事而生硬地搬运、套用西方的理论。单就故事本身而言，陈玉洁与徐美棠因由命运的巧合安排、个人的主动选择，而结成了惺惺相惜的“命运共同体”，说到底，还是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支撑之下，以中国人惯常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做根基，不断寻找灵魂的依傍，确认自我价值实现的表达；同时亦是个体的中国人于世界现代化洪流之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从而进行自我拯救的过程。
记得巴西电影《中央车站》的宣传语是这样写的：“一个孩子在寻找他的家，一个女人在寻找她的心，这个国家在寻找它的根。”这部影片被影评人称为“世界上最好看的电影之一，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范的温情小品，一段悲悯旋律下的自我救赎之路”。影片通过叙述女主人公朵拉带着素不相识的男孩约书亚千里寻父的故事，表现了巴西社会在工业化浪潮中，传统文化、道德、信仰逐渐地被现代文明入侵，人们心灵的迷茫、阙如、无所适从的状态。而两位主人公在南美广袤大地上的行走则完全可视为一次心灵的寻根之旅，在行走中，他们渐渐解开心结，正视伤痛，人性的温情慢慢复苏，找回失落的自我，也成为一个民族于乡野中找回自我根性的巨大隐喻。在行走中完成寻找，完成灵魂的皈依，成为许多作家、艺术家愿意借鉴的表达方式。而陈玉洁与徐美棠从中国大陆到柏林、纽约、再到圣迭戈，一路向西，向西，再向南，看似平常的生活面前，实则是追寻自我文化身份、自我价值、人生角色定位的内驱力而不断前行的。当生活的一个侧面被颠覆，作为内心恪守传统中国文化、同时又接纳了全球化视野的人群，她们可能短暂地迷失于变幻与离乱，但很快就会调整，会满血复活，她们鲜活、跳脱的生命力，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原动力。
从打工妹到餐馆老板娘的徐美棠，令人想起了《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似阿春，又不似阿春，她少了阿春的凌厉，又比其多了自信洒脱和艳丽迷人，她是可以制造任何传奇的佳人，这样的在异国中餐馆的老板娘有千千万万，为何独有美棠令人魂牵梦萦？这“元气丰沛”的充满人间烟火的性情女人，不惑之年，却已饱经沧桑。她的爱恨情仇都在作者看似不经意的对话、白描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念做打十八般武艺，她样样本色、当行。多年的海外生活令异国文化已经不再成为她生活上的障碍，她自信于华裔的身份，还常常揶揄调侃异国文化难于理解的地方：“德国人很奇怪，脑筋有毛病，我们和他们，完全是两种人类。”“到处是我们的人……全世界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谁手里？……温州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洋人的脑子有毛病，他们相信文书……就不相信眼睛，这是一种有病的人类！”经过全球化、现代性从观念到生活实践的洗礼之后，新一代移民在身份意识和文化自信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初的处于弱势的、对西方探索式的心理定位，异国、异乡不再那么生疏，更显示出民族与民族之间整合融合之下的心理接纳。这点上，也足以体会到作者鼻息的敏感和对时代的把握力度。
这正是徐美棠超越阿春一代的地方。她可以为求身份嫁老头，也可以与比她小10岁的福建人相亲相爱，为治疗他的绝症而倾其所有，却没有留住爱人，她从老板娘再一次变成经理兼大厨。“要崩溃，才能救自己！”她尝尽了作为一个女人所有的艰辛与伤痛，却在“崩溃”之后，能够自救。陈玉洁更是在不断地走向徐美棠内心深处的过程中，被吸引、被触动、被唤起，唤起的不仅仅是同病相怜式的深切的同情，更是发自人性内在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作为一个女人独立的社会身份与文化价值的体现!她毅然放下身段去做跑堂，后又与徐美棠一路南下到小城圣迭戈，买下台湾老太婆的饭店，二人相守，些许沉寂，却活得踏实，灵魂有所依，生命才不至于坠入虚空。
还要提及一下，潘博士在小说中始终是个隐喻，这个香港富商的儿子，从德国到美国，出现不多，却暗暗如影随形。他传播福音却无法说服有着“强悍的性格”和“知识的力量”的两位女主人公。他终究是向着阳光，追寻着地平线，做着“游僧”。他不顾形单影只，为信仰而寻找，为灵魂而行走，又何尝不是陈玉洁与徐美棠一路追寻的另一个版本呢？
记得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写过：“将来的荒原中，断瓦残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仿佛为我们的主人公陈玉洁与徐美棠，前世今生，悲欢离合，提前做了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