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主题词，一个是“21 世纪海上丝绸路”，另外一个是“海洋诗歌”。按理说， 这两个词或者说两组概念，其所处的领域、所触发的联想机制、所接通的话语谱系并不相同：前者是一个当下热度极高的时事政治概念，它直接来自于国家战略层面，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家整体对外姿态等多个维度；后者则是一个纯粹诗歌领域的概念。然而，当我们今天将这两组概念并置在一起，也同样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其内在的相互关联之处。二者的并置、碰撞，打开了某种互为映照、互为阐释、乃至相互生成的格局；进而，能够为我们今天的诗歌写作和文学图景，提供诸多新的契机与启迪。
在我看来，这种契机与启迪，至少能够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体现出来：其一，是宏观的、国家状态及文化姿态层面；其二，是微观的、意象谱系及审美心理层面。前者与国家民族的整体状态关联更紧，类似于宏观塑形；后者则更侧重文学内部的微观化学反应。
就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宏观的、国家状态及文化姿态层面而言，我认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诗歌”的并置讨论，对当下诗歌而言至少意味着三方面的契机。第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说法的提出及其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布局实施，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有意味的象征。它象征着我们国家正在事实上建立起大国的身份，并且因其富强，而选择了开放的整体姿态。这样一个象征、以及它背后的事实，无疑是我们时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认为在一个国力衰弱的时代就不会有好的文学出现；但就一般规律而言，一个强大、自信的时代，对文学会有更多正面的“加成” 作用，并且国家的强大和自信，会深刻地影响文学本身的样貌姿态——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作为精神景观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固然有更多样化的呈现可能，但并没有完全跳出这一基础性规律。例如，我们经常说到唐朝，认为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我们是否也会不自觉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唐诗的繁荣，背后有强大的唐帝国政治经济实力作为托底； 而唐文化的多姿多彩气象万千，也与唐朝极其开放的时代精神有本质性的关联。由此观今日，我们正身处一个上升的时代。“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具体政策术语， 所显示出的也正是自信的昂扬和生命活力的强大等文明上升期的典型气质。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富强的产物，同时隐喻了这种富强的强大影响力及全方位的反哺可能。更何况，国家的崛起、文明的动向， 也需要在文学的书写中获得形象，而这种形象可能要比政治和经济本身拥有更长久、更深刻的生命力。
第二，如前所说，“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背后，是一种与之相关的开放姿态。这种姿态不仅仅会在气质和环境层面促进文学的发展，更会以一种极其具体的方式， 为文学和诗歌带来新的内容、新的刺激。举一个很切近的例子。前面提到过唐代和唐诗，我们知道唐代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历史想象、国际形象（国外华人聚居之处被称为“唐人街”），唐诗则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符号之一。事实上中国的著名文化符号还有很多，有一些更加接地气、有烟火味道，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 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成果。例如川菜。川菜的核心在于麻辣，这场味觉魔术的核心道具是辣椒。川菜里会用到各种不同种类的辣椒，至于同一种辣椒，制作的方式不同，味道也会有区别；甚至都是泡椒， 做法和配料完全相同，各家所自己制作出的味道都有细微分别——所谓“家的味道”， 也正是在这细微的差别里得以辨识。经由“舌尖上的中国”等各类美食节目的反复渲染，这场味蕾上的大戏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关怀意指。有趣之处在于，这“家的味道”和“国的名片”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往往被忽视的国际交流主题。重庆人都不说辣椒说“海椒”，这个说法其实暗示了辣椒的身世：它是舶来品。辣椒在明代传入中国，而且正如那方言里的名字所指出的，它来自海上。如今我们追忆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并且要建设 21 世纪的新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有多少人能意识到， 我们的辣椒正是当年沿着类似的路线传入了中国、并改变了我们饮食习惯、催生了新的文化名片？那条南海上的航道，不仅仅运送过丝绸和瓷器，也运送过辣椒和与之相关的全新生活内容。这也许是最具体最踏实的文化交流经验，踏实到我们自己都快要忽略掉，但却是实实在在地深入到了一个民族日常生活的神经末梢。在今天， 一种开放的姿态、一系列强化国际交流的举措，当然也会在这样最具体的、毛细血管式的层面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国外的日常用品、国外的文化产品、国际化的语言乃至观念，都会以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介入我们的生活。大量新的经验内容乃至生活方式可被期待。并且，由“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身的概念范畴所决定， 这些新的内容与方式的来源，将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和西方世界（此前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的精神物质文明作为主导），而是会更多地将发展中国家和那些过往相对被忽略的地域的文明元素（如非洲、南亚等等）纳入交流版图。这会是一张更加多元的版图， 将为我们带来更为丰富的物质及文化材料。它们显然会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新的内容、元素，进而为诗歌创作构建新的物象、题材、经验、美学的刺激性和生长点。
第三，一种开放、广博的整体文化姿态，对于当下我们诗歌写作所面临的某些困境，或可提供“解围”的契机与可能。我们经常谈到，当下诗歌写作、尤其是一些青年诗人的写作，有时会不自觉地陷入到“同质化”和“修辞化”的困境之中。换言之，由于诗歌教育和文学阅读环境的整体性提升、也由于新媒体时代诗歌社群形成并得到关注的机会大幅度增加，数量众多的优秀青年诗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挑战，或者说决定他们是否由简单的“优秀”进入更持久更有价值的长久写作生命的关卡，在于能否跳出同质化的窠臼（获得个性）并摆脱对修辞技术的过度依赖（在生命而非技术层面成为一个诗人）。这样的问题为何出现呢？ 我想，很大程度上与我们今天的视野相对闭塞、格局较为窄小有关。视野闭塞，经验就容易封闭，加之全球化进程的洗刷和社会发展的成熟秩序化使“正确”“标准”的人生节奏越发成为常态，落脚在诗歌写作上，就容易出现同质化问题。经验、题材、乃至精神结构的同质化，进而导致写作者被大量碎片化的庸常经验所围绕，固然精彩、但深度与个性辨识度存在缺失，这时修辞化的写作就成为挽救写作生命的一条临时途径——诚然是途径，但毕竟是临时的。究其根源，大约在于，当下这种高度世俗化、充分日常化的现实语境，使得写作者很容易被卷裹进与生活平视的状态。而国际交流的强化、开放姿态的全面深化， 将会在文学语境和文化视野的层面带来不同的波频、并产生观念的高度差——这种所谓的高度差并无价值高下判断之意，而是意味着我们将会以不同的视角、不同观念去审视他者并重新体认自身。它将赋予写作者更开阔、更广博、更具历史意识和总体性的文化视野，这种新的视野将有助于具体文本创作的困境超越。
就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微观的、意象谱系及审美心理而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说法的提出、以及对“海洋诗歌” 的强调，也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的文化审美谱系中，海洋即便不说是长期缺席，至少也是长期蛰居在比较边缘的所在——相较于西方世界从《荷马史诗》便开启的海洋（及航海）书写传统，海洋在中国的语境里似乎并不属于诗歌（以及广义文学）传统中的“强势概念”，直到今天，我们对海洋诗歌的讨论其实还非常不够。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人似乎对海洋缺少美学认同感。换言之，我们在很多时候并不认为海洋是我们文化的根。我可以拿自己做一个例子。我出生在山东青岛，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这座城市的核心城区就建在海边，因此我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孩子，同时也是一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我对这种海边成长的日子非常热爱、非常怀念，但我经常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被指责为远离传统、缺乏生活。换言之， 就是“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小时候第一次坐火车随父亲回老家，路上经过广袤的农村，我激动地在窗边看个不停，然后对父亲说：爸爸，这里的人这么爱吃韭菜啊， 你看这地里种的绿油油的全是韭菜。父亲笑了：这不是韭菜，这些是麦苗。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了我的一个“梗”，并且时常遭受别人（并无恶意的）嘲笑。这样一个分不清麦苗与韭菜的人，似乎的确是缺乏经验、并且严重地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了。倘若要由此上纲上线，我写诗作文的资格甚至都变得颇可怀疑，因为我是“没有根” 的。然而，当我如今再回想这个话题，发现这样简单的判断显然存在着问题。我虽然不熟悉田野里的作物，但我熟悉大海里的种种动物；我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分别出它们的种类和习性，知道翻开卵石还是挖开泥沙能够找到它们，尤其是我知道它们能不能吃、好不好吃、怎样烹饪才好吃。这些难道不是生活的经验吗？难道对大海的熟悉和爱，不能够算作“文化的根”吗？ 这样狭隘的观念显然存在问题，文学的审美谱系之中，不应该横亘着这样理所当然的“鄙视链”。但无论如何，中国文化对大海缺少足够的认同，乃是较为明确的事实。
中国诗歌拥有着强大的土地抒情传统。而在这种诗歌传统的背后，乃是中华文明极其鲜明的农耕文明特征，就其审美认同而言，是认土而不认海的。回顾我们的文学历史，大海，往往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现。例如孔子就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我的主张不被采纳，那我就索性划个小船出海逍遥吧！换言之，浮于海，可以翻译成“不跟你玩了”，意味着离开原有的场域和规则，这是一种彻底退出的姿态。“海”在此意味着与现实理想无关的所在（甚至是消解现实理想的所在）， 后世所谓“忽闻海上有仙山”亦是如此。海很美好，但它与主流文明关联甚微。唐代张九龄《望月怀远》极其有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可谓是古诗里写到海的最著名最动人的诗句之一了。然而，细想之下，这著名和动人，似乎又并不是真正指向海的：海上生明月的美丽景象，让诗人想起的是背后的故乡（我虽然远在海角，但与故乡亲人面对的是相同的月亮）；“天涯”意象的出现，既是指此在， 更是指故乡，且其此在的指涉本是为了强化故地的情感张力。也就是说，海上之月， 是为了故乡之月的情感现身才隆重出场， 诗中固然有“此”，却终究需要在“共” 的联想中才能找到诗意，其意在“共”不在“此”。大海、异乡，这些本身并不能够充分地提供诗意，它们终究只是土地和故乡的诗情引信。《望月远怀》的姿态其实是回望的，就诗意生发机制而言，它在海洋图景的描写中显示出了鲜明、强悍且近乎无意识的陆基文化本位思维。我说这些，并不是否定这首诗的美学价值，《望月怀远》当然是一首杰作；我想表达的是， 这种“临海回望”的文化姿态，在我们的传统里其实颇具代表性，甚至直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都能寻得到改装过后的影子——正是在这种代表性中， 大海，于中国的诗歌传统里常常以“在场” 的方式“缺席”。
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就会发现，海洋在中国文学的意象谱系、题材谱系、经验谱系中，乃是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它被描摹得较少，并且在较为有限的文本呈现中，也往往没有以充分自足的形态出现。对于海洋，我们的诗歌（以及诗歌写作阅读背后的文化心理、审美习惯）长期缺少对海洋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对大海的诗歌表现也显得不足。当然，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有别于此的例子。例如，曹操的《观沧海》气势恢宏，日月星汉皆由大海而出； 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崔健的《花房姑娘》里也有这样的歌词：“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 你的惊奇像是给我 / 赞扬”。气魄宏大的海，象征着生命无限可能性的海，在这样的句子中的确闪耀出光芒。问题在于，三国魏晋时期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实都是中国历史中较为少见的“历史青春期”。所以曹操和崔健笔下的大海，实际上类似于中华文明精神形象的某种“变调”。这就涉及到一个比意象谱系和审美习惯更加本质的话题： 中华文明在大多数时间内，似乎缺少一种“海洋气质”。这是抽象的海洋，也是更本质、对历史具有更深远影响力的海洋。这种海洋气质，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恰是现代文明的气质。我们今天所身处的现代世界，就精神版图而言，是“文艺复兴运动” 以来“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变革的基础上成型落定的；就世俗的权力版图来看， 则是由西方近代的大航海时代奠定下基本的格局。文艺复兴上溯希腊文明，其勃兴又与中世纪晚期日益繁荣的文明交流有关， 二者都具备海洋气质；大航海运动更不必说，它直接借由海洋之利推动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格局改变。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格局和文明形态面临重新调整的多种可能，但在根子上， 现代文明的这种海洋气质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今天强调海洋诗歌，不仅仅是要书写一个景观化的、题材或意象层面的海洋，更是要通过诗歌的书写，在历史和文明的骨髓里增添海洋气质的分量。在此种象征层面上，海洋，意味着冒险的勇气、革新的冲动、对未知和未来的爱，以及线性历史观中对方向、道路、自我身份的信心与认同。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即将开启全新征程的当代中国来说，这些尤为重要。
总而言之，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同“海洋诗歌”两大话题放置在一起讨论， 的确是一件充满实践性意义、并且具备历史眼光的事情。作为诗歌写作者，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创作，令二者有机且深刻地发生关联、乃至转换合一： 要使“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战略的、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符号，真正成为审美的、诗学的符号；使“海洋”从世俗和现实的逻辑，真正渗透到美学的逻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逻辑里面。
来源：《诗刊》2018年8月号上半月刊“诗学广场”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