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国时代，我国就诞生了一部《水经》，它是一本地理书，记载了我国137条河流，每条河流虽然已经简单地记载了它的发源、流程和归宿，但非常简短。200余年后的公元6世纪初年北魏延昌、正光年间的郦道元，又在“博及群书，识周天壤”的基础上为《水经》作注、写成《水经注》，注文大于《水经》40多倍，涉及我国及周边的河流1252条，而河流所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也都加以了详尽的记载，成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的、独立的，以水道为纲的古今“宇宙未有之奇书”。
1400多年以后，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年的陈桥驿先生，自少年时代接触《水经注》以后，便对书中的神秘异闻既崇拜又尊敬。此后他又为《水经注》记载的山川风景名胜所吸引，对祖国河山的热爱渐浓，并立下宏愿，要继郦道元之后写出一部《水经新注》。
此后70多年，陈桥驿辛勤耕耘，探究我国古今江河之变化，呼吁“水德含和，变通在我”，为《水经注》研究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写下了数千万字的研究文字，终于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使《水经注》这部记载中国1250多条江河的源流、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名著重新闪烁智慧和科学的光芒。所有的这些心血，汇聚成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4卷《陈桥驿全集》。这也是继2013年出版的7卷《史念海全集》和2016年出版的2卷《谭其骧全集》后，我国历史地理领域的又一重大成果。
历史地理立足于地必须建立教学和科研的基地
陈桥驿先生是我国当代学术界的大师，是继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先生之后，又一位权威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以渊博的学识、广阔的视野、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非凡的学术贡献。如果说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学术大师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出奠基性和开创性贡献，那么陈桥驿则是作出重要开拓性贡献的又一位学术泰斗。
早在20世纪中期，陈桥驿就写出历史时期宁绍地区森林变迁的论文，是我国开展历史时期植被变化研究的第一人。此后，他又开展了历史时期宁绍地区鉴湖兴废的研究。植被和水体的变迁，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陈先生这两方面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竺可桢在主持编写第一版《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丛书时，其中的《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就特邀请陈先生参加。陈先生除了对全书的编写提出宝贵建议，还承担该书序言的撰写。在该序言中，陈先生为历史自然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任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诸多重大问题作出回答，为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一篇在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文献。
此后，因承担该书主编的谭其骧先生患脑溢血，该书主编的重担就落在陈先生的肩上。陈先生在当时存在诸多困难和干扰的情况下，坚持将此书完稿。该书是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先生对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对宁绍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陈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历史地理学立足于地，必须建立一块教学和科研的基地，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考察，他决定把基地建在离杭州不远的宁绍地区。绍兴是陈先生的故乡，也是他长期学术研究的对象，他的研究从绍兴走向宁绍平原，并以宁绍平原为基地走向全国。20世纪50年代，陈先生就对历史时期宁绍地区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包括河道变迁、湖泊变迁、植被变迁、城市历史地理、农业的历史等，还从全新世海岸线变化、海进和海退对宁绍平原环境的影响以及聚落的空间布局的变化等进行综合研究，他对宁绍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是我国历史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典范。不仅对国内影响广泛，还蜚声国际，吸引了多位国外学者来到当时的杭州大学进行合作研究。
陈先生还重视吴越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史前时期吴越文化的研究。绍兴是我国东南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作为早期越人重要部分的于越部族，在这一带的历史已达7000余年。陈先生关于早期越族的研究，通过先后发表的论文，如《古代于越研究》《于越历史概论》《“越为禹后说”溯源》《越族的发展与流散》《吴越文化和中日两国的史前交流》《论句践与夫差》等，对越族的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根据他的研究，余姚河姆渡的原始居民很可能是于越部族的祖先，此后在卷转虫海侵时期，在距今7000年到6000年前整个宁绍平原沦为浅海，于越人由平原退到南部山区，春秋末期才再一次从山区迁移到平原上。还有一部分于越人向今浙西和苏南丘陵迁移，以后称为句吴；还有一部分人甚至用简单的独木舟或木筏漂洋过海，到达台湾、琉球等沿海岛屿甚至南部日本。他还通过在日本的许多地名中存在的“越”字，敏感地认识到这是史前期吴越地区与日本文化交流的证据，他的这一认识得到日本学者的认同。陈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对于加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情感联系和友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是陈先生历史地理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陈先生在对杭州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又主持编写了《中国六大古都》和《中国七大古都》，把我国古都研究纳入一个整体，为我国古都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非常重视对外国收藏的有关宁绍地区的历史文献，方志等史料的收集和研究，为地方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在深入研究春秋战国时代浙东运河的基础上，科学地否认了当时“京杭大运河”的狭隘定义，据实论证了京杭运河和浙东运河在历史上就是一条以宁波为南端和出海口的完整大运河并首次将此条迄今都在发挥巨大生命力作用的交通大动脉命名为“南北大运河”，精准地还原了这条运河承担海上丝绸之路功能的真实历史，从而为2014年的“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全面提升了中国运河的地位。
将《水经注》置于历史地理的解剖台上
郦学研究是陈先生学术生涯的最重要领域。《水经注》自北魏郦道元撰注以来，由于该书内容丰富、文笔精彩，历代学者都给予极大关注，研究《水经注》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又被称为郦学。特别是明清以来，有不少研究《水经注》的名家，如清代的戴震、赵一清、全祖望，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杨守敬、熊会贞、王国维，以及后来的胡适等人。尽管历史上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如此之多，但他们的研究大多只注重校勘和辑佚，即使是公认的研究大家杨守敬，也只是在注疏和编绘《水经注图》方面成绩卓著。大多数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其成果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
陈桥驿先生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古今研究之大成，又开拓了若干新的研究方向，将“《水经注》置于历史地理的解剖台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吴松弟语）是他之前所有郦学研究者所不能相比的。如胡适以看过《水经注》版本最多自居，而陈桥驿先生去过全国及海外许多图书馆翻阅各种《水经注》版本，比胡适还要多。再如他通过对迄今保存下来的各种版本的研究，梳理了各个版本之间的传承关系，阐明了各个版本之间的源流，在此基础上，他阐明了迄今保存下来的诸多版本中最佳版本，从而为他进行的校勘和注释工作选择了最佳底本。又如对《水经注》的校勘、辑佚、考据等方面是历代学者研究《水经注》的最主要着眼点，而且已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陈先生在这一方面又有新的辑佚发现和纠正了前人在校勘、注释方面的不少错误，特别是陈先生还利用民族学研究成果以及他的梵文知识对《水经注》的相关记载进行注释，陈先生的《水经注校证》，集中了陈先生在校勘、辑佚和注释等方面研究的成就，为研究和利用《水经注》这部伟大著作提供了较好的版本。
在郦学史上，长期存在着争论不休的“戴赵相袭”案。所谓“戴赵相袭案”，是因为戴震在入四库馆后校勘的《水经注》与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十同九九”，后人有的学者指出戴震有剽窃赵一清校勘成果的行为，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是赵一清剽窃了戴震的《水经注》校勘成果，这一争论从清代中期就开始，一直到上世纪中期，胡适还为戴震辩护，在长达10卷的《胡适手稿》中，有关“戴赵相袭案”就占了很大部分，在海内外具有很大影响。反戴派和拥戴派，都意气用事。反戴派在指责戴震的剽窃行为同时，还完全否定了戴震在校勘《水经注》的贡献，而拥戴派则把精力用在寻找证据以洗刷戴震的剽窃罪名，不去研究戴震在校勘《水经注》的贡献。
陈先生不受这两派偏激之见的影响，他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戴震剽袭赵一清的成果是不容否认的，但陈先生又没有像反戴派那样，在批判戴震的剽袭行为的同时，把戴震在校勘《水经注》方面的贡献也给予否定，而是把戴震在校勘《水经注》方面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戴震校勘的、后来由武英殿刊印的《水经注》，是清代诸校勘的版本中最好的版本。陈先生对郦学史上长达200多年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作出的这一了断，得到大陆和港台郦学研究者的认可，可以说为郦学史研究拨开了云雾。
陈先生还对《水经注》中记载的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进行整理和研究，开辟了《水经注》研究的地理学方向。特别是对《水经注》中数以万计的地名，按照分类进行研究和阐释而撰写的《水经注地名汇编》，全书收罗极为宏富，代表了迄今为止关于《水经注》的地名学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仅上册目录，便列河川、伏流、水口、河曲、瀑布、湖泽、渊潭等65类。这些地名，无疑大大方便后人对中古时期的河流、山川、道路、聚落、政区、地名的研究。陈先生对《水经注》进行的这些分类研究，是《水经注》研究的最基础性工作，为相关研究和利用提供了一部方便、实用价值很高的检索工具书。
郦道元撰注的《水经注》是文字精练优美的文言文，该书历来被认为是一部文学著作，更是历代游记中的上乘之作，将该书译成现代文难度很大。为了使《水经注》能为今人赏析，弘扬经典的文化价值，陈先生曾三次将《水经注》译成现代语言，而且一次比一次精准，获得了中外学者的好评。
陈先生在方志学和地名学领域也有重要贡献。他阐明了方志最早出现的时代，重视方志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他又广泛收集海外收藏的方志，指导多部新方志的编写，主持和指导多部地名志和地名词典的编纂。陈先生还很早就关注外国地理的研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撰写了多部外国地理的著作。
陈桥驿先生的学术成就，是我国历史地理学、郦学等学术领域成就的体现，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400多年前，郦道元认为：“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他发现《水经》虽然“布广”，但“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归于海”，因此必须要“脉其支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古人早已知道要探索人和天下之多者水的关系，故“水德含和，变通在我”，《陈桥驿全集》的出版是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大事，将会大大推动我国历史地理学乃至许多学术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研究，也必将为推动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