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文学批评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审美转向，近年又转向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关注，小说作为当代主流文类，更是直接连接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类型，比如传奇、世情小说等。从文学类型本身的传统来看，这一视角无可厚非，体现了当代研究者对文类传统的重视与发现，同时，我们不得不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体裁社会学角度来看，一种类型的文学体裁，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当时的社会秩序、结构和经验。从根本上来说，文类即是思考方式，是思考现实与过去、将来的痕迹和印记，即詹姆逊所说的“形式的积淀”，每种文类都内在的包含文化的记忆，但伟大的作家从来都是善于运用体裁的记忆来表现现实，以过去为方法，表达当下的切身体验。当代中国小说体裁虽然包含了传统中国小说的某些因素，但不可能仅仅是一种传统小说文类的现代版，好的当代小说必定是对当下社会生活的重新发现和艺术创新。
当我们谈到小说对生活的发现时，当代小说通常会以特定的题材和突出的观念作为对象。从空间和时间上，人们期待小说成为一个时代的史诗，有着总体性视野，并且得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如果回到中国小说的古老起点，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总体性思考并不是小说的责任，作为一个边缘文类，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处于不入流的俗文学，和戏曲双生一体，属于韵散间杂的说唱文学。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成长中，它吸纳神话、历史、琐语、志怪、杂事、变文、说话、戏曲、弹词等众多文类和艺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教化性与娱乐性的界限可以说含混不清。西方文学同样呈现出叙事艺术的衍化，从神话、史诗、悲剧到小说，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叙事艺术出现，小说的晚近出现几乎意味着它属于最不纯粹的文类。小说这一文类本身有着自身的反纯粹性、反规范性特点，因此当我们一再回到昆德拉对小说的合法性辩护——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是在同义反复，强调小说自身即是它生存的道德根基。小说性就是小说存在的理由，而小说性就是某种独特的发现。换句话说，小说几乎不能作为一种稳定、规范的文类，它在各种发现中一次次重新定义自己，小说性实际上就是这种不断生成自身的能力。当人们不满小说的素材重复、想象单薄、批判乏力时，往往将小说和现实形成对比，一再指出小说无力表达现实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小说和小说性，小说或者小说性是作家观察现实的一种视角，而不是一面忠实的镜子。
中国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众所周知，中外文学界名人也不止一次指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又日新月异、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几乎是一个小说家所能期望的最好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写作，小说家首先必须是一名读者，他/她要读出这个时代最为独特的小说性。我们对一位中国作家的指望就是这样，从当代中国的怪谬离奇中看见小说，深刻领悟到中国社会无限丰富的小说性，然后再用叙事重新发明一次小说，让读者从小说的视角，对自己的生活和时代有着新的体验和认识。
二
曹军庆的小说混杂着上世纪80年代港台剧的通俗性、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和先锋派的尖锐性，他很像是一个从80年代穿越到21世纪的作家，在几种文学趣味之间寻找到了某种平衡，或者说打通了几种文学潮流。在叙述的密度上，曹军庆的中短篇小说的故事多而绵密，转换相当频繁，多个叙事线索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他绝大多数小说的叙事特点。县城故事的繁多堆砌，无疑显示出曹军庆对市民生活的熟谙和浓厚兴趣，他的小说里，故事几乎是一个个自动呈现出来，好像作者无法让叙事停止下来。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作者和县城居民之间没有丝毫隔阂，因此也看不到某种居高临下的批判视角，一切熟腻到人和人之间没什么秘密，大家过着同一种集体生活。
曹军庆的小说来源于市民经验，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通俗的起点，他热衷讲述市民故事，有时甚至到了喋喋不休的地步，小说的任何地方似乎都可以插入一段热腾腾的县城八卦。在审美趣味的通俗性方面，曹军庆的小说和八九十年代的港台剧没有太多隔阂，都有着一颗讲好故事的通俗心。《什么时候去武汉》描述的是“我”如何努力诱骗朋友之妻，《和平之夜》品味了留守少年林之前的黑社会梦想，《我们曾经山盟海誓》揭示一桩县城爱情故事的反转和内幕，《云端之上》讲述宅男焦之叶在网上妻妾成群的生活，《请温先生喝茶》则揭秘和平街上微跛的温先生，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威望极高的讨债人。同时，曹军庆的小说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批判色彩，比如《风水宝地》在乡村鬼魂的残酷物语与恶俗的民俗经济之间形成对应，乡村的衰败伴随着二者的隐秘关联；《请你去钓鱼》围绕钓鱼活动揭示了县城政治生态环境，以及底层人的悖谬心态；《家谱学》从为人编修家谱的公司入手，揭櫫木头镇屈镇长的家谱虚构原委；《向影子射击》以云嫂对一年来在小院喂奶经历的眷念，反向描摹出权力的贪婪残忍倨傲；《装在蛇皮袋子里的手稿》则围绕民间一部手稿的谜团及其解谜过程，讽刺了学术研究的迂阔思维模式。
但是曹军庆小说的集体生活并不是某种底层叙事，它实实在在地又是一种到处穿帮的集体生活。曹军庆的小说并不像表面上那么通俗易懂，他的小说几乎总是有着寓言性和各种隐喻。《什么时候去武汉》在情节上可以说相当老套，“我”处心积虑引诱好朋友的妻子，对方答应去武汉私会，但是约会因各种原因一再被延宕，而且在延宕中百转千回出每个人的独特语境，比如被表白的张玉欣马上陷入到对回忆的再创作中，并图文并茂地想象两人如何在武汉约会，又比如在与张玉欣讨论刘不宗是否正和她闺蜜偷情的过程中，“我”发现不仅这对夫妻对男方是否偷情各执一词，他们当年的旅游结婚也有两个版本：1.去海南旅游结婚，2.在汉口的一家小旅社里过了7天。这篇欢快的带着黑色幽默味道的短篇小说，蕴含了曹军庆后来小说的很多元素，比如说作为象征符号的武汉。曹军庆小说里幸福县与武汉之间的张力，并不仅仅是物理距离的，而是经济政治、审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落差，偷情男女的向往只不过是一种错位隐喻，甚至也不能说这是一种错位，欲望毫无疑问紧密联系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一个人物就是一个差异性的语境，其他人很难真正理解和认同，只能在彼此的误会、误解中达成交流；所有的行动因此疑窦丛生，来源不明、去向难料，根本无从知晓真实的动机、思路和目标；在如此高强度又合情合理的荒诞体验中，小说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友情、爱情是拆解和摧毁性的，一桩偷情预谋瞬间就戳穿了两个十几年交情的朋友、一对和睦的夫妻、一双闺蜜、两个对门邻居的表面关系……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亲密而温暖的集体生活吗？《什么时候去武汉》进行了简单而玄妙的勾勒，显然这让小说最大限度的含蓄而生动，曹军庆之后的写作渐趋复杂，某些情况下，叙事有时因线索太多而手忙脚乱，有时又过于面面俱到，小说就显得直白而粗糙。但有一点非常一致，曹军庆小说的人物几乎全都具备小说家的灵感和虚构才华，他们的虚拟语境在小说中逐渐发展为结构上的空间差异。这直接造成曹军庆小说在各种空间的交叉、碰撞中，消解了一个个貌似可信的社会现实空间。
曹军庆的每篇中短篇小说里面，都可以看到多个空间的对峙、交叉和短路：在现实/幻想、文化/经济、艺术/谋杀、偶然/传说、爱情/欺骗、意外/编造、游戏/真相、谄媚/仇恨、历史/虚构、殉职/自杀、学术研究/个人报复等之间，作家毫不犹豫地把它们纠结在一起，在瞬间的短路中，击破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不是现实被反映在曹军庆的小说里，而是曹军庆把小说推进到现实的腹地，实现了一次小说家的突袭和反击。
三
曹军庆的中短篇小说毫无疑问是危险的，这种危险不是先锋派的格非、苏童、余华的抽象、叛逆、神秘，也不是“70后”作家擅长的日常生活的人性诡谲，而是在现实和人心的各个角落都发现了真实与仿真的融合，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前所未有的溃败无踪，曹军庆的小说就是这个时代症候的艺术写照，他也因此成了一个“仿真”艺术家。
曹军庆的仿真书写最先指向的是众人，《和平之夜》《请温先生喝茶》是县城里的灰色传奇，前者虽然有初二学生林之前的跃跃欲试，但其实是整个县城的众人在积极编织黑社会的故事，王老板是其中的代表；后者也是在县城众人的口耳相传下，只一个晚上，斯文的温先生就变成了威望极高的催债人。两个传奇都源于众人的热心创作和误读，这不能不让人意识到，曹军庆小说的主人公首先是“我们”。“我们”在《落雁岛》是“康大中文系1978级同学会筹委会”，康大中文系1978级的同学每年受邀到落雁岛度15天假期，为此每年的化装舞会上要揭晓一位岛主，他负责管理一年的落雁岛。但一切清零后的同学会游戏，还是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告密栽赃喝茶审讯威胁以及殴打谋杀……谁在虚构并掌控这一切呢？每一任岛主和参与同学会的同学们，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其次，曹军庆小说有着不少艺术家气质的主人公，比如《精神》里无数次按照导演要求修改第一集的业余作家王海波，《家谱学》里不得不承认纪实作品的虚构性的作家贺船帆，《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里导演一场“自杀”的摄影师黄子麦，以做旧或者说造假事业出身，致力于寻找一种制造“天然食材”的化学配方的老板周铁扬，但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人们总会发现县城政治生活以及与其有着紧密关系的资本运作的艺术性才是最突出的，几乎无法否认，任何个体艺术家都会被政治与资本的创造性所折服。《请你去钓鱼》里，情妇忽然消失后，县领导瞿光辉养成了钓鱼的爱好，这项有益身心的活动，带动了鱼塘主人的生意，鱼老板像他的狼狗一样对领导们百般奉承巴结，甚至下水直接把青鱼挂在瞿光辉的鱼钩上。小说以一次雨后请饭结尾，鱼老板酒后发泄了他的愤怒。小说的结尾不能不说有点突兀，鱼老板之前所有的巴结忽然变成了表演和虚构，小说里最明显的仿真艺术家肯定是个体鱼老板，只是他形容丑陋举止谄媚，在很低级的层面上作假。比较而言，谁能否认，那个从钓鱼中寄托对鱼老板的妹妹即他的情妇的一腔幽怨的瞿光辉，才是小说里最深沉的艺术家，他的行为艺术即钓鱼深刻影响了鱼老板的收入、地位以及卑微的灵魂。
如果艺术的最终目的是深刻地影响人的灵魂，那么《向影子射击》《我们曾经山盟海誓》都描述了最出色的仿真艺术的惊人效果。曹军庆的小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更没有一般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物形象的伦理设定，他的人物几乎都参与了仿真艺术活动，甚至是仿真艺术的信徒。《我们曾经山盟海誓》里，笃信蛊术的“我”在与赵文化假离婚后，发现了丈夫的谎言，震惊与伤心之余，“我”回到了曾经与赵文化一起种蛊的杂村，在这个荒僻的山村里，皂婆曾用一根白线穿过两个小布人，为“我们”种下了生死与共的蛊，也就是爱情的誓言。就在“我”要用一杯毒酒了结自己的生命，让赵文化同时毙命，以破坏远在悦来大酒店的婚礼时，小马哥告诉“我”，为了拼政绩，林县长伪造了杂村或者前海村的蛊文化，种蛊就是专业表演，赵文化就是杂村最大的投资人。曾经的山盟海誓其实是伪造的民俗文化，《我们曾经山盟海誓》的真正艺术家是林书记以及他请来的民俗学家和投资人。《向影子射击》的云嫂通过几轮PK终于当上了东湖小院里的奶娘，夫人因为担心食品安全问题，为地位尊贵的先生精心挑选了哺乳期头一年的年轻女性，一年期间，云嫂在喂奶中和先生建立了默契，以至于在离开小院之后很久，云嫂还在奋力催奶，希望能返回小院继续给先生喂奶。这篇小说有浓厚的寓言意味，完美的受害者就是爱上施虐者的受害者，云嫂对先生的爱意和默契感不得不让人心生凉意；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夫人、先生和东湖小院都代表着最为高深莫测的仿真艺术水准：剥夺等于恩赐，被虐成为梦想。
仿真，其实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艺术浪潮，当代中国人很多其实是艺术家，食品、药品、服装、首饰、包包、鞋子、手机、建材等一切日常用品，多数电视节目和电影，古董、名画、金条、理财等投资品或项目，电信、网络等新旧媒体，城乡的大部分景观，我们能想到的和不能想到的一切，都有众多的艺术家在山寨、仿制、仿真、造假、做旧……很多仿真产品，和真品几无差异，失去了分辨的必要。当代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仿真艺术的国度。在这全民仿真的艺术浪潮中，权力和资本是最高端的艺术家，它们的奇迹遍布各处。
很多当代小说充满着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责任感和批判意识，但很少意识到这个时代的艺术气质。在这个意义上，曹军庆属于当代中国的艺术家，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偏执的小说家之一，走火入魔地把现实的小说性底朝天地翻了出来。曹军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小说性的体察，最集中地体现在对真实与仿真（虚构）的思考上，他的小说对我们这个仿真的国度做了令人难忘的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