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妻子在乔治敦大学校园漫步时，我像个小丑似的大喊：“美丽公主！”
她叫朱莉娅，是意大利人，光彩照人，我自觉高攀不上，但我无所畏惧，几乎对她一见钟情。我马上学了些意大利语来取悦她，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成了情侣。
毕业两年后我们结婚了，那时我俩都只有24岁。
朱莉娅有具体的生活计划：在时尚公司当市场主管，35岁前要有3个孩子。我的志向比较含糊：我想在旧金山海洋海滩冲浪，快快乐乐地教高中历史，担任橄榄球和游泳教练。虽然志趣不同，我们的婚姻生活却非常融洽。
到旧金山一年后，朱莉娅成为一家大公司的营销主管。然而，美好的故事到此结束。
入职仅几周，朱莉娅便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她原本就容易神经紧张，凡事要求尽善尽美。她会花一整天时间来构思一封电子邮件，把文本转发给我校正，即使这样，她还是不肯把邮件发出去，会一再修改。她变得极度害怕让别人失望，我尝试安慰她：“我敢保证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你一向很棒。”
可情况越来越糟，吃饭时她盯着饭菜愣神，夜里瞪着天花板发呆。她吃不下、睡不着。我尽可能晚睡，试着安抚她，但到了午夜难免打瞌睡。这让我十分内疚。我知道当我熟睡时，我亲爱的妻子被可怕的想法纠缠着无法入眠，痛苦地祈盼天明。
无奈之下，我陪她去看了医生，接着是精神科专家，后者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物和安眠药。
当时，我们两个都天真地认为是反应过度了，心想情况根本就没那么糟。
朱莉娅不想吃药，打算自己调整心态，她给公司打电话请了病假。一天早上，待我去上班后，朱莉娅醒来后在屋里发呆，然后一口气吃光了全部的药。接着，她给远在意大利的妈妈打电话。岳母知道她吃了药后，忙用电话拖住她，然后让岳父打电话告知我情况，让我赶紧回家。
回到家，我发现朱莉娅坐在床上，平静又语无伦次地谈论着昨夜与上帝的交谈。我内心一阵惶恐。岳母打来电话，说她已登上飞往旧金山的国际航班。这时朱莉娅站了起来，在卧室里来回踱步。我不能任由情况继续了，便连哄带骗将朱莉娅弄上车，送她到市中心的圣弗朗西斯纪念医院。
我充满信心，心想只要她在医院小住几天，吃点药，她的脑子就会清醒。她会重新走上正轨，努力成为营销主管，在35岁前生3个孩子。然而，美好的梦想破灭了。
朱莉娅暂时不能回家了。医生诊断后，告诉我朱莉娅患上了急性精神病。
透过玻璃窗看着朱莉娅令人恐惧的“新家”，我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这个地方到处暗藏危机，我美丽的妻子随时可能被毁掉。此外，我认为她不是真的疯了，只是没睡好。她有压力，可能对工作太过担心，或者准备当妈妈让她紧张，她的精神根本没毛病。
可现实是，她几乎生活在幻觉之中，心里一直疑神疑鬼，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天堂、地狱、天使和魔鬼等词语。她瘫倒在床上，高呼：“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起初，她从牙缝中挤着说话，接着开始凶巴巴地吼叫：“我想死！”听着妻子的尖叫或呢喃，我不知道哪一种声音更令人害怕。
我讨厌医院，因为它耗尽了我的全部精力和乐观情绪。我无法想象它对于朱莉娅的意义。尽管医院在帮助和照顾朱莉娅，但医院也是所监狱，将朱莉娅困于其中。
“马克，我认为情况糟糕透了，就算朱莉娅离世也不会这样。”岳母赶来后，有点难以接受现在的情形，“我们探视的人不是我女儿，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回来。”
我无言以对，我爱的那个人已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神经兮兮、性情古怪的陌生人。每天晚上我都在撕开伤口，并花费整整一天尝试将它缝合，这种感觉令人作呕。
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朱莉娅经受着抑郁、自杀、嗜睡及失控的折磨。她没办法听从医嘱，所以只能由我来全力配合医生。
为了让妻子冷静下来，我迫使自己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杰出老公。什么对朱莉娅的病情有利、什么不利，我都一一记录，让朱莉娅遵守。吃药时，我要看着朱莉娅将药片吞下去，然后检查她的口腔，以确定她未将药片藏在舌头下面；护士打针时，我不得不把她压在床上，让护士在她的臀部注射。
这种做法使我们之间变得不平等，令人不安。如同在学校中对待学生一样，我对朱莉娅行使着权威。我安慰自己说，我来做这些事会比朱莉娅做得更好，我认为她应该服从我的控制，做个乖孩子。但事与愿违，精神病患者很少对别人言听计从。所以当我说“把药吃了”或“去睡觉”时，她的反应很糟糕，常常大吼“闭嘴”或“滚蛋”。
我本来应该向着朱莉娅，但通常我与医生站在同一战线。
经过近一年的治疗，朱莉娅的情况稳定下来。医生批准她出院，但叮嘱她必须继续吃药。我感觉噩梦已经结束，虽然仍需要小心翼翼，我却迫不及待地带着朱莉娅回归正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