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刚翻看顾前的小说集《有关一个女人的点滴消息》时,我是未免有点轻视的,因为这样的有点窝囊、有点怂又有点小奸小坏时常还做点白日梦,但就算是做白日梦在白日梦里也不忘自嘲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活世界,有什么“意义”可言?做惯了正经八百的评论,我总不忘追问一下“意义”。但,当我看到曹寇在文章里说《大丈夫》竟然写于1984年时,我震惊了,恨不得当时就对顾前脱帽致敬。
顾前这一本小说集里的每一篇小说都抹去了写作和发表的时间,我猜,这是出于羞怯。羞怯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一个职业写作者,才写这么一点;当然也可能就是一种本能的收敛,他不愿意指着这一篇、那一篇,得意地告诉你说:看,那时候,哥们就玩这个了。不管顾前怎么想,我还是要郑重地对他捋出一条文学史线索:2016年9月,在韩国外大的一个会议上,于坚在座,我说,中国小说要迟至“新写实”,才敢把“小林家的一斤豆腐变馊了”堂而皇之地放在一篇小说的开头,以此来凸显生活无非是一地鸡毛,一地鸡毛正是我们必须“提携捧负”地走下去的人生。而中国诗人早在1984年就写出了《尚义街六号》,它就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毫无征兆,与语境没有丝毫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确实比小说激进、先锋了太多。当然,这是一种反激进的激进,一种把真相扔给你让你难堪让你无法直视的先锋。我今天要修正我的看法,我要说,中国小说家和诗人一样激进,证据就是《大丈夫》。
顾前
1984年,那是全国人还在争看《霍元甲》和《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啊,谁的胸中没有一腔热血,不管是狗血还是鸡血,而顾前,却写(“写”是最适合他的动词,“刻画”、“描写”都太用力了,顾前应该是不好意思出现在这些动词前面,煞有介事地做一个主语的)了一个窝囊废,窝囊废最man的举动,就是做了一个劫持公交车的梦,公交车竟是带辫子的电车,全车人都笑了,窝囊废也笑了――不笑又能怎样?想想那个时代文学里的风景都是北极光、今夜有暴风雨,顾前却只有一个自己被自己逗乐的窝囊废的故事。此一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我困惑一点:这样自说自话,完全不顾语境地写东西,顾前不怕么?
新书腰封上封顾前为“温暖的契诃夫”,我不太清楚语出何处,但我就此有话要说。说顾前温暖,没错,就像第一篇《爱情离我们有多远》用一出臆想化解了一场冷战,不过,与其把它解读为他天性里的温暖,不如看作他的胆怯,他害怕寒冷害怕孤独,他饥不择食地拿友情、爱情去填充总也填充不了空洞。
翟业军
顾前喜欢跟朋友喝酒、打牌、唱歌,我猜,他有时会不会想,这有什么意思呢?但不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呢?于是,他又微笑着走进了一个个饭局、牌场和ktv包间。所以,他是一个妥协的人,他真正不妥协的地方,就是把他的妥协一点一点地写了出来。契诃夫不是这样的,他是清坚决绝的,他冷峻到要把他在寒冷的俄罗斯大地上体会到的所有寒意凝炼出来。
我想,我和契诃夫是做不了朋友的,因为我会成为他的病灶或者标本,而顾前会打哈哈地说,有什么呢,大家不都这样?就像《任大友》的结尾,他会认定任大友也可以是《老人与海》中孤绝的圣地亚哥。一个把妥协进行到底的不妥协作家,这是我今天说的顾前,并且是有机会时就会跟他喝上几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