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创作者都是从一个孤独的童年开始的。我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农村长大，家里人丁非常单薄，我小时候是一个孤独的孩子。孤独的人会下意识地去寻找依靠，对我而言，想尽办法想要找到的依靠就是书。在农村找到书很困难。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同时也可以满足我对世界的想象。这就是戏曲。每次有戏班到农村演出，我就追赶着去看，一个村一个村地去看。我先是迷恋上了戏曲，接触到那么美的唱词，由此爱上了文字和写作，但文学的意识还是懵懵懂懂的。
初中三年级，我发表了一篇1万字的小说《河边的苇子》。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按当时的成绩是考不上高中的，幸亏我有一篇作文被老师拿去参赛获了一等奖，这样才保送上了荆门一中的高中。那次颁奖在哈尔滨，我以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连武汉都没有来过，那次去参加颁奖，第一次看到什么是祖国，什么是河山，看到辽阔的豫中平原，看到风吹得玉米哗哗响，某种叫作文学的情愫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萌发的。
我对于纯粹的爱情题材，你侬我侬，你痴我怨没兴趣，我写这两部小说，真正感兴趣的是人身上的生命力。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更能证明生命力，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死亡更能证明生命力的局限。这两部小说看起来像是爱情小说，实际上是我借这个故事来探讨生命力的问题。后来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很多影视公司来找我订购下一部小说的版权，我一概拒绝了,不再写同一类型的作品了。
迷恋戏曲，进而迷恋戏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有一个强烈的阅读兴趣，是阅读剧本。每期刊登两个优秀国外剧本的《世界电影》，我订阅了十几年，好多剧本都能背下来。剧本不是随心所至的东西，而是非常精密的科学。
一个作家若关起门来写作，太可怕了。今天是一个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时代，碎片化不断诞生。文学已经不是过去单一的样貌，它处在不同的碎片当中，但同时也在不同的碎片当中闪耀着光芒。
经过现代西方文学漫长的灌溉和洗礼，中国文学在商业化的进程当中，其实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暧昧和混乱。我们笔下的中国人，越来越像美国人，这就像，我们国家的北京、上海，越来越像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这是时代变化中的一部分，但这是不是变化的全部呢？我个人认为不是的。今天行走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他难道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后代吗？显然不是，他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后代，是刘关张的后代。可在商业化的进程中，在现代性的处境里，我们到底如何辨认出这些人？如何以这些人的存在，来鼓舞自己的存在？我觉得触碰到了这些“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东西，比如中国式的情义、恩典、法则，假若还能以一种比较好的美学把它实践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作品。“何为中国”是从五四开始就一直争论的话题，我觉得到了当代变得尤为重要。我的写作就是要触摸这些东西。
读者去读书，就是一个被击中的过程。学科被细分后，是对每一种文体的阉割，实际上阉割的也是作家作为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我对这些是极其反对的。当所谓的严肃文学和网络文学之间正在互相冲撞，并且形成一个可能的融合的时候，谁会知道未来写作是怎样的？这种冲撞和融合在文学史上发生过多少次了？无数次。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那么仓促地去下判断？我们得有些耐心。文化是优秀生活方式的积累，判断一种文化最后能不能成为优秀的文化，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急。
湖北一直都是网络文学大省，很多网络文学大神都是湖北人或住在湖北，像匪我思存、丁墨、猫腻等等。省作协准备成立湖北网络作家协会，以这个平台为起点，利用湖北网络作家的影响力撬动湖北文化产业。
没有谁能告诉您如何成为一名大作家，但我们可以告诉您大作家们走过了一条怎样的来路，毕竟我们从一些大作家的写作中发现了他的前辈的影子，比如卡夫卡之于萨特、之于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之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之于卡尔维诺、海明威之于卡佛等等，大作家的来路是与未来大作家的前路相连的，如果您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您就认识到了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的缘由。
李修文，1975年生，从十余岁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在《收获》发表，并被改编成热门影视作品。2014年，李修文担任编剧的48集电视连续剧《十送红军》，作为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而制作的献礼剧，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产生巨大影响。2015年，李修文当选为武汉作协主席，成为武汉作协史上最年轻的作协主席。2017年，李修文推出首部散文集《山河袈裟》。2018年7月20日，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李修文当选为新一届湖北省作协主席。43岁的他，这一次成为湖北作协史上最年轻的一届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