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周洁茹一直集中笔力写人。无论她的语言是严肃、戏谑还是调侃、任性，一条幽深的思考隧道里，容纳着她所处的那个时空中的都市男女，包括她自己。她是如何表现人呢？作品不是借助于构思精致而复杂的故事，而是依托于隐秘而细腻的情绪。小说保持着十分稳定的洒脱与坦白的语言速度，作者似乎愿意将一些人世间秘而不宣的隐痛告诉读者，呈现出一切客观的现在时态：生活就是这个事实，人不得不是这种状态。我认为，在周洁茹笔下，香港是人物活动的场域，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她并没有承载文学使命去突显“在地”写作的特殊性，统摄其作品的总体构思是“到哪里去”，常州、南京、广州、深圳、香港……实质都是一个“将来时”的驻足点，周洁茹重视的是人在不同时期不同行走中的不同心绪。值得注意的是，她虽在小说里铺展开一张辐射世界的网络，核心却是“中国故事”。我甚至觉得周洁茹受到霍金《时间简史》对宇宙、相对论、时空的阐释的启发，所以她的一系列小说涌动着对空间的敏感和对未知的兴趣。
正如她的随笔集名为《请把我留在这时光里》，“回来”是周洁茹再次创作的原动力。“我不再写作，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写得太早又太多了，1999年，《小妖的网》出版之前，我已经不能写了，非常深的厌倦。我也可以写下去，但是没有意思。坚持在母语国家写作的，并不会全部成为优秀的作家。长时间地离开母语和故土，也不会令所有的作家都流于肤浅和表面。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没有很久地住过别人的国家。但到底还有一句贴心的话——她要再回到习作的道路上来，将会非常艰难。”（《请把我留在这时光里》）她近年写作的基点是 “寻找”，她逐步找回自己对母语的表达节奏及感情温度。但寻找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回归初心与童心也许才是她最珍视的，因而在作品中，人物的自白与对白里经常会闪现出一些执拗的童趣。
“你对某个地方产生的情感，不过是因为那些与你有关的事情，那些你对你自己的回忆。”（《我当我是去流浪》）我认为这正体现出周洁茹的创作特色。“我跟我妈说他们不觉得我是香港作家啊，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我妈说你是一个插班生。”（《一个人的朋友圈》）“我自己是不回家的了，我城已不是我城，我现在漂着的这座城更不是我的城。”周洁茹虽然生活在香港，虽然创作出一部部以“尖东”“佐敦”“旺角”等为题的香港地标小说，但我认为她并没有预设“香港书写”的主题。作者的城市记忆是故土他乡混杂的，她选取能触发她的怜悯、悲痛、喜悦的片段，以亲历者的视角写作此刻“在香港”的人。无论是葛蕾丝、吕贝卡、阿芳还是阿珍，她们的目的就是生活，如果解析其特殊性，那么就是这个城市的名字恰叫“香港”。
周洁茹对香港的接近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行走，通过乘坐公共交通去观察和体验香港市井，熟悉“原生态”生活；一是比较，通过与自己熟悉的中国内地生活、美国生活进行对比，呈现属于香港居住者群体的特殊处境和独特心理。因此，她笔下的香港是落实在多重视阈之中、真切感知之下的。现时，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当你到达一个全然陌生的新城市，新鲜感会不知不觉地消逝，当自己闲逛在街头时，常不自觉地从心底滋生出一刻恍惚仍在家乡的即时感。这是源自当前“世界一体化”的体验与认同。由此，我似乎突然理解了周洁茹的“香港故事”的特点：不是以城市来写人物，而是以人物来写城市。到哪里去系列，从根本上看，是思考新的人群赋予一座城市的新生态。
新身份共同体的台港暨海外华文作家，面对文化冲突时，不是在纠结融入的难，而是在琢磨怎样融入得好。因此对于华文文学的研究，我倒觉得“文明互鉴”的思路比文化隔膜的命题更有现时研究意义。周洁茹的小说，呈现人在自主选择后的一种局面和一种结果，从某种程度上看，它是跳脱开“围城模式”的，既然已经“冲出来”，那就继续走下去。“吕贝卡”不停地用“我是爱他的”“复读机”似的心理暗示来巩固自己的选择，阻止个人坠落“痛”的渊薮。周洁茹冷静地在这部小说集里，“写了所有被疼痛折磨只能从疼痛中找快乐的女孩们”（《一个人的朋友圈》）。
《记有意义的一天》和《记没有意义的一天》是两个很有趣的文本。玛格丽特·杜拉斯解释“爱”的意义，因为“爱情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周洁茹就以刻意的“新写实”的写法，记录三个在不断寻爱中自毁与自救的女性。小说是一场倾吐，保持着“口语”般的交流亲切度，形成的阅读体验是一切都离真实生活很近。单独审视“两天”，一篇主题是“有意义”，一篇主题是“无意义”，但两者放在一起阅读，呈现的其实是辩证的关系，即“有”和“无”都是相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者的“意义”由三个层面组成。“有意义”是因为“生日”固有的仪式感，“我”和吕贝卡趁此机会聚在一起，还原出各自身边的年代故事；“有意义”是10年前从“我”生命中跑开的男人，出人意料地在不可能被记住的农历生日那天联系了“我”；“有意义”是“我”终于获得一个契机得以与往事和解并认清自己。后者的“无意义”首先是“我”陪葛蕾丝过情人节，而她真正的情人主动隐匿；其次是“我”实质沦陷在一段无望的感情里无法自拔，不得不顾忌葛蕾丝的情绪而克制自己。吕贝卡和“我”的念旧实质都是“无意义”的，“我”和葛蕾丝的为情所困也是“无意义”的作茧自缚。可两者的共同意义就在于，此刻，“我”已然清楚自己的处境，切实明了自己的所求。
小说集里“她们”的“痛”成因于“疏离”。周洁茹刻画了香港式的“疏离”：“香港的地铁一直都是挤的，空着手的时候察觉不到，其实香港的地铁真的是挤得只留一条缝了。神奇的是，没有人互相碰到，每个人都缩着肚子，屏气敛息的，人与人之间就有了一条缝。” “那种近，反倒是恶意的，刺进去的疼痛。”香港人很清楚地知道界限在哪里，因此恪守自己，但葛蕾丝和吕贝卡都曾试图去拔除这种“隔”而不可得。“人人都是摄影家，人人心里面有故事。”《旺角》揭示了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看与被看”的复杂关系。葛蕾丝用镜头定格他人，却将她的私隐袒露于“我”的瞳孔。而“我总是去想别人的事情，体会他们，痛一下，我以为我替他们痛了他们就不痛了，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痛过。”无论是葛蕾丝还是“我”，都努力去慰藉无可慰藉的自己。小说最精彩的细节是葛蕾丝心系的“警察”说出了“那么好”的普通话，他与葛蕾丝最大的不同是他虽然孤独，但在这城市里，已被驯化。
“70后”作家这个标签曾经追逐周洁茹，“归来”后，她的作品傲气地表达着当年那群“70后”，还有人在写、还有人能写。莎士比亚写，“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会把平行线刻上美人的额角，会吃掉稀世珍宝，天生丽质，什么都逃不过他横扫的镰刀”。周洁茹说，“时间是一个金属的大嘴，尖利的银牙，咬起东西来非常快”。时间无法被声讨，但是创作者对文学的感情、对写作的热爱，一直都是与年龄无关的。她现在“回来”写，当然还有一份勇气和释然，因为从心理上，“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在乎转身的华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