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的光亮与个体的无名——“现代性”景深中近十年中国散文创作图谱》是王冰对中国近10年的散文创作情况所做的一次盘点。作为长期跟踪、观察、研究中国散文创作现状的专家，王冰以大量散文文本的阅读和评论为基础，以现代性理论为方法，为读者摹绘了一幅当代散文创作图谱，同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呈现了近10年中国散文创作的得失面貌。
写盘点与综述文章之难，在于论者除了要有大量的阅读基础以保证对文本的熟悉度之外，还须对相关作品有历时和共时的观照，有写史的视野和高度，须对文学创作本身有审美的慧心和敏锐的判断，有批评家独到的眼光和文笔，须实事求是地论成绩、说问题，“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种带有公共写作性质的综述性批评，是研究者给作家和批评界的一份反馈和意见书，也是专业读者给普通读者的一份参考阅读建议，它向论者要求一定的示范性和有效性。而本书处理的对象“散文”，一直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较难处理的文类，不仅因为其文体定义本身界限模糊，论者必须面对庞杂量多的对象，还因为其内容和写法也多是“散”的，意义价值上可群可独，优劣评价则见仁见智。文学史上的分门别类，如载道与言志、美文与杂文，毋宁说是为了满足特定语境中的讨论之需，现在看来这些泾渭分明的观念既不能涵盖其时散文创作的特质，也不能说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这些观念很大程度上仍影响着当下的散文写作与批评，所以如何面对现代以来的散文传统，如何重新整合观念、建立方法，也成为论者的关怀之一。
本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近10年来的优秀散文成果，并不遗余力地对这些散文一一进行评述，呈现了丰富的散文创作群像。其论述主要从“集体”和“个体”两个面向展开，前者将散文按写作题材划分，包括农村题材、历史题材、智性题材、人物题材、日常生活题材等，看到不同题材下均有大量散文涌现，其中不乏闪光之作，呈现“集体焕发光亮”的繁荣景象；后者针对具体作家的创作展开评述，以铁凝、史铁生、贾平凹、杜丽、祝勇、张宏杰、周晓枫等写作的散文为例，证明“个体创作的实效”，同时指出从整体写作而言，时下中国依然缺少具有强烈主体性与辨识度的散文大家，大多数中青年散文家的个体创作依然处于“无名”之状。
总体上看，论者认为在近10年散文创作众声喧哗的背后，潜在着意识狭窄化、情感虚假化、写作庸常化等问题。其原因是多重的，从本质上说，论者认为“现代性”问题决定了当代作家们的宿命。“这种宿命来源于一种融到他们血脉中的莫名的东西，包括由现代性而来的革命性，由革命性而来的暴力性，由暴力性而来的怯懦性，由怯懦性而来的保守性，由保守性而来的幼稚性，由幼稚性而来的疏离性，由梳离性而来的排他性。于是拒绝优秀的因子的渗入和对于他人的拒绝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表现之一，作者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散文是可想而知的。”固然，历史的逻辑并非直线式展开，但论者在此注意到，“现代性”作为一个缘起性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学创作中以不同形态往复逡巡，叩击不已，致使作家以个体写作方式回应时代的多重声部一再被意识形态集体化的单声部所压抑和统摄，经过20世纪80年代前期围绕建立主体性的短暂求索，至90年代资本浪潮全面裹挟和操控之下，文学在市场边缘位置沉浮，知识分子被迫或自愿重新“回到看台”，写作内质逐渐呈“散漫无状”或“固化僵化”。散文创作困境背后盘踞着资本时代的巨蟒，笼罩着“现代性”内生出的危机和焦虑，这些都考验着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在本书以此为核心的论述中，字里行间无不带着忧心忡忡的神色。
毋庸讳言，近10年散文创作的确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同其他文体的创作一样，存在有“高原”，无“高峰”的状况，如书中所指出的问题，比如过于强调个人化，缺乏对历史和现实的回应，比如同类题材在表现上的同质化，少有异质性的精神文本，比如彻底丢弃“文章学”，在审美意义上变得无智与无趣，等等。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相应地存在“偏执”的困境，论者强调，“文学批评不单是个人的艺术趣味问题，它必须承担文学史的责任”。而那些流于印象式批评的快感、为了批判而批判、忽视探讨具体问题如何解决、疏于考察现象背后的原因的酷评、辣评、戏评，对于散文创作的发展则难有真正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对此，论者提出了他的“七不主张”，即不主张所有人都写散文，不主张散文外延无限扩大，不主张没有超越的写作，不主张情感的虚化和滥发，不主张纯粹的叙事，不主张写历史和游记，不主张没有细节的写作和“掘进”式批评方法。或许在反思现代性的宏观视角之余，还可以沿着本书的思路继续细究追问：以“集体”面貌呈现光亮的文章群是否暗含某种共同诉求和时代质素？“个体”写作在新“集体”之中将受到怎样的塑造和影响？在面对人们的精神变化时，我们是否先在地安置了太多陈旧的预设？我们是否有机会检验这些问题并构建出一种内生于当代精神的散文美学等等。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鲁迅早就提醒过这一点。散文历来作为具有自由写作性质的文体，只有向时代的多元可能性敞开，向人类的精神丰富性敞开，才能真正激活其生命力和创造力。批评亦然。在焦虑和危机中不断地自鸣警钟，不外乎是因为我们始终对一时代的文学怀抱期待。对批评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