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更准确的书名，应该是“东北决战”。但“围困长春”的确是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作者在这方面也用心最深，用力最多。
过去主要以写作小说为主的李发锁，新近写出了纪实文学作品《围困长春》。作品以小篇幅书写大事件，以小细节折射大历史，抽空拜读之后，让人意外地欣喜，格外地惊异。
这欣喜和惊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相关史实把握之全面，史料研读之细切，史事叙说之扼要，都显示出了很是深厚的史学功力。二是作品在基本纪实的叙事方式中，发挥了小说家察人观世注重细节的功夫，作品在一些关键情节，重要人物的描述与勾勒中，常常寥寥数语，内情与神情都跃然纸上，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我感到，尽管有关“长春围困战”“东北大决战”的纪实类作品已有不少，但李发锁的《围困长春》，因为更全面、更扼要、更客观，仍是这一题材写作中不可替代的扛鼎之作。
《围困长春》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我以为，在题旨的开掘与意蕴的营构上，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既构成《围困长春》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作者也以此为这一题材的写作作出了自己的一定贡献。
一、东北决战的全景复现
辽沈战役与东北决战，是我国解放战争中的第一个重大战役，这场战役的取得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为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作者在大的结构与总的叙述中，既以空间不断切换的方式，写了苏方与美方首脑人物的各自盘算，我军与蒋军的领袖集团在博弈中的各自攻略，又以时间发展为序的脉络，写出了根据地建设与战争演变的四个阶段：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10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地方干部挺进东北的初创阶段；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由“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拉锯战形成的战略防御阶段；1947年5月至1948年9月，由夏、秋、冬三大攻势转入战略进攻阶段；1948年9月至1948年11月，以“围攻锦州”为战略要点的决战胜利阶段。因此，《围困长春》完全可以当作一部辽沈战役与东北决战的战史的文学缩写版来看。
因为作者视野宏阔，视点多维，上至领袖层面的战略决策，下至将帅集团的运筹帷幄，都尽收眼底，尽知详情，而如秀水河子战斗、四平保卫战、长春围困战、剿匪斗争、南下北宁线，锦州歼灭战、塔山与黑山阻击战等代表性的战役与战斗，也是钩玄提要，悉数写到。做到这一切的，作者依仗了两种特别的功夫，一是充分掌握大量的史实与史料，力求做到取精用弘，信手拈来；二是不拘泥于史料本身，而是把它化为情节与细节，以极其简约的文学娓娓道来，在语言表述上做到了以一当十，以少总多。
二、长春之战的正本清源
与“围困长春”有关的情节与内容，在作品的40章中只占到8章，正好是五分之一，这使这部作品更准确的书名，应该是“东北决战”。但“围困长春”的确是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作者在这方面也用心最深，用力最多，因而这一部分的描写实际上构成了对于“围困长春”这一历史事件的正本清源。
长春城之所以围而不攻，是因为围攻长春的我军10万人与固守长春的蒋军10万人兵力相当，又装备落后，须等待南下攻打锦州的主力取胜之后北上，再做攻取打算。战争总会有一定的代价，这便是“给城市人民带来了一些苦难”。对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发生的特异的围城战，有人却以种种并不确实的数字和骇人听闻的说法，把长春市民的灾难强加于解放军一方。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历史的事实，使人们对“围困长春”产生更多的疑问与负面的看法。
《围困长春》在长春围城战的书写中，注重以史料佐证，用事实说话，作品引述了大量的文件、电文、电话记录和当事人的回忆，就当时长春市实有的人口底数，粮食储备的底数等，一一进行了比对和考据，使人口与粮食的加减法本身，构成了驻城国军的主要问题。作品对一些人常常罔顾的史实，作了较为详实的描写。如1948年9月11日，林罗等四野首长共同签名的电文，指出：“阻于市内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这种在围城战斗中兼顾百姓命运的做法，使得十五万余市民得以逃生。而在围城战中，究竟饿死多少人，作者在经过反复考证后，认为58063人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数据。这样的一些基本事实，这样的一些实有数据，还原了长春围城战的原本真相，也澄清了那些有意或无意地夸大死亡数字的做法，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围困长春这一历史事件，给予了应有的正本清源。
三、历史人物的本相还原
《围困长春》在回到历史现场，复现历史真实方面的追求，不只体现于战略部署与重要战事方面，还体现在对不同阵营的领袖人物和领军将帅的客观看待和如实描写上，即便是后来犯有错误成为问题人物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作者也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写出其实有的贡献与性格的光彩。这种有凭有据又有声有色的写法，既使人物鲜活了起来，也使历史生动了起来。
《围困长春》是把东北决战放置于解放战争的大格局和世界“二战”后的大背景之下，来进行全局性考量和整体性描写的。因此，对美、苏、国、共之“三国四方”的政治与军事力量，重要的领导人与主要的执行者，都有所涉及。但比较而言，笔墨最多，用心最细，写得最为传神的人物，还数毛泽东和林彪。
无论毛泽东是否出场，他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定海神针”。从“七大”会上的谋划东北与日本投降后的迅速抢占东北，身在重庆冒着风险进行国共和谈，心里却十分清楚国共决战在所难免，谈判之余仍悉心调兵遣将。当进军东北遭遇重重苦难，战事推演中此消彼长时，都是毛泽东明察秋毫，洞悉一切，及时作出准确判断与深刻预见。他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决策和东北决战中的悉心点拨，都充分展现了一个日臻成熟的革命领袖的舵手作用与引领意义，那既无可替代，也无人可及。
从一出场就沉默寡言的林彪，受命于危难之际，奔走于炮火之中，他的爱将才，善用兵，重侦察，讲战术，以及靠前指挥，每战必胜的战略意识、战术思想和指挥才能，都向人们尽情展示着一个传奇“战神”的特有风采。当然，作品也不讳言林彪的性格弱点，以及某些时候的优柔寡断。正是面对这样一个有长有短的主帅，彭真、陈云、罗荣桓、黄克诚、周保中、刘亚楼、谭政等云集左右又各具所长的高参的耐心工作与鼎力辅助，就显得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看，围绕着林彪的前后左右，作品实际上描画出了一个东北局和四野总部将帅云集、群星辉映的英才人物群像。
《围困长春》在第37章“人心向背之谜底”中，引用了林彪对于傅作义问话的回答：“战争的最终胜负，不取决于哪个人，重要的是人心向背”。这应该看作是作品所揭示的更深一层意涵。作品无论写到根据地建设，土地改革，还是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大量民工随军支援前线，都着力揭示的是共产党、解放军与百姓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与人民的鱼水相依的深情。得民心，合民愿，顺民意，用民力，是东北决战乃至解放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可靠基础与重要保证。而揭示出这样一点，这部作品就超越了战事纪实的层面，具有了更为深邃的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