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点题外话。“男怕《夜奔》,女怕《思凡》”说的并不是它字面上的意思。这里的《夜奔》和《思凡》指的是戏曲里两段著名的折子戏,前者讲林冲杀了火烧草料场欲置他于死地的陆谦等人后连夜投奔水泊梁山的故事,后者讲小尼姑色空想要逃离寺庙去过世俗生活的烦情愁绪。这两折戏不仅唱做都十分讲究,且身段繁复,难度极高,演好不易,故对男女演员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
林冲夜奔,曾经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来到了他命运迫不得已的拐点,他“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为求生,亦顾不得“生死难料”的“母妻”。那个夜晚,他的心在滴血,他的精神世界已然崩塌——渴望成功,本想做“封侯”的“班超”,却做了“背主”的“黄巢”。在林冲之前,还有个发生于隋末唐初的家喻户晓的故事“红拂夜奔”。与林冲夜奔的沉痛悲凉相比,红拂的故事不免流于艳俗,美女识英雄,英雄得美女的激励奋而勇追理想,很难说不是“成王者”想要根植于民间的政治正确的信仰。
不论是林冲的紧张迷茫,还是红拂的兴奋笃定,古往今来,夜色中的奔逃从没有停止过。而当夜奔的故事来到李敬泽的笔下,却多了几分清醒之深痛与无奈之忧伤。
这个《夜奔》的叙事里,事实上套着两个故事,一个是身为批评家、作家的“他”“在深夜里奔波”的经历,一个是盗墓贼马哥和他的女人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透过雨夜在出租车里嚎哭的女人发生交集与碰撞——
“他所熟悉的、他所认识的女人,他难以想象其中有任何一个会爱上马哥或为马哥所爱。那个女人,她在这个男人这个贼的心里价值超过一亿。
他忽然想起了在北方雨夜中痛哭的女人……他想,就是她啊!”
“他抽着烟,看着粼粼江水”,那个时刻,“他”其实跳出了时空交织的四维空间,站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接点上,看到了令人心碎的真相,同时被抛入一个巨大的空虚之中,于是,“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盗墓贼放弃精心策划、精准实施、冒着巨大风险得来的一个亿,去换回一个“同居女友”的自由,这件事的确足以让人震撼,可是,至少在我看来并不足以发出“不可断绝”的大悲之音。
悲从何来?我必须“回头看”。
回头再看时,跃然纸上的已不再只是故事,而是隐于故事之中的关键词——“契约精神”、“自制”、“美德”、“疯跑的狗”、“成功”、“失败”、“恋足癖”……以及一个在出租车司机面前都羞于承认自己身份的“批评家、作家”——一个丢失了身份的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其实已经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而盗墓贼用一个亿置换的恰恰也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同居女友,在男女关系中,她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身份可言。盗墓贼虽然付出巨大的代价坚守了与“他的女人”之间的“情感契约”,可是,最后的结局却让我们发现,这种置换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他离开了那个女人——“她”不是“作家”能够想象到的任何女人,却也意味着任何女人都可能是“她”!那个在雨夜里嚎哭的女人自然也不例外。
小说里,盗墓贼马哥、老周、出租车司机皆有自己的身份,而“他”和两个女人却都是没有身份的人。“他”所悲的岂止是男女情殇,更是与自己相关的群体集体身份丢失的巨大焦虑与恐慌。而这身份的外衣所包裹的内核又是什么?当我想到欧阳修那句“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我的心忽然被一种无法言说的闷痛击中——“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一个批评家、作家、学者,在空中耽搁了七八个小时飞往异地之城,只为“八分钟”的讲话,而整个会场充斥着令“他”难以忍受的聒噪。“自制”、“契约精神”仅仅只是“他”个人的坚守以及内心独白,“他”的内心世界与荒诞的外在生活充满冲突,相互分离,却又不得不在形式上融为一体。“他”的夜奔,奔向的恰是“他”最珍视之物的殇场——多少世代,多少人杰凝成的斯文,丢失了它的身份。当“学者之日月皆销蚀於忧皇忧攘之中”,这意味着什么?一个时代仿佛都挤进了那个雨夜,听着那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嚎哭。而这正是“他”内心的嘶喊——盗墓贼可以将七层高塔原封不动地还原,可斯文扫地之后,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为它重塑金身。
短短不足六千字的小说中,不仅充满对现实生活的反讽,更是仿如精妙的俄罗斯套娃,只有一层层打开,才能寻到那大悲之音的来处,而这“不可断绝”之悲,却也是打破那潮湿压抑之夜的福音。
从小说中我们也可寻到身份丢失的路径,被成功学驱使的时代,声称站在“失败者”一边的文学观,事实上恰恰是狡猾地试图以成功者的身份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去俯视它所书写的人间。而这在本质上却正是对那些导致身份丢失以及造成身份焦虑的价值观的认同与追随——谁来定义成功与失败?按照他们的观念,苏轼无疑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屡次被贬,客死他乡。可他却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里活得最精彩的人。甚至,按照他们的观念,林冲是一个失败者,而陷害他的高俅位居人臣并得善终才是成功者?口若悬河的他们实际上异常胆小怕事,循规蹈矩,思维麻痹,极端有限的想象力限制了他们去想到或看到,我们还有其他选择,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发现问题,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然后持续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带来改变,我们有力量打破现有的平衡去进行重构,而新的历史就是这样展开的。
在那个令人烦闷的会场,能够和“他”一起“坐而论道”的人,应该都不是普通人,都和“他”拥有相同至少类似的身份,而他们却完全放弃了对自身意义的理解,不受控制的舌头变成了“疯跑的狗”,表现得近乎神志失常。这种自我放弃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种犯罪。对一个“享受罪孽而没有负罪感”几乎要成为精神共识的时代,李敬泽无疑是一个心怀悲悯的严厉的审视者。《夜奔》不仅极大程度地维护了叙事的纯粹性,更有人文、社会以及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语言、故事、人物皆充满“言外之意”,而这丰富深刻的“言外之意”最终奏响了那刺痛人心的大悲之音。
是的,我们谁也无法逃离自己身处的时代,逃离这凡尘俗世的生活,就连小尼姑色空也从“先逃”寺偷跑出来,遇见了从“必逃”寺里跑出来的小和尚。王小波曾说:“生活能有什么寓意?在它里面能有一些指望就好了。”这指望是什么?它来自何处?当李敬泽让盗墓贼马哥和“他”相互“拱手作别”,“如在宋朝”,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充满个人情感的选择,“他”留给这个时代的是失望的背影,而“他”拥抱的,是那曾经存在,也必将重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