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的“十字街头”，出自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十字街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名著，影片描写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上海滩混生活的故事，由著名演员赵丹和白杨主演，其中的插曲《春天里》，是我这一代人年轻时的流行歌曲。当我在电脑边坐下来，准备写行超的时候，“十字街头”四个字突如其来，不约而至，于是我就把它放到了标题中，我觉得很恰当。
行超的名字与“十字街头”这个短语之间，有许多隐秘的关联。她的姓氏“行”字，本义为“道路”，读“杭”。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行”字都像是一幅“十字街头”的简笔画。它的引申义为行走的“行”，读“形”，意思是在堂屋客厅里悠闲地踱步（《尔雅·释宫第五》：“堂上谓之行”“门外谓之趋”“大路谓之奔”）。至于为什么用“行”字作姓氏，民间说法不一。有传说认为，“行氏”一族，源自商汤时代著名贤相伊尹。伊尹官职“阿衡”，后代便以“衡”为姓，后因故去掉了中间的“鱼”字作“行”，改姓“行”。伊尹后人中的“行”姓者，聚居在古周原、商丘、并州一带。行超的祖籍古绛州，亦为行氏的重要聚集之地。“行”，古音读如“衡”（《唐韵》户庚切；《正韵》何庚切），又读“杭”（《集韵》寒冈切；《广韵》虎狼切）。今日粤语行走之行还是读“杭”。现代汉语普通话行列之行读“杭”，行走之行读“形”。此外，与氏族文化相关的，还有一层含义需要提及，那就是重商的晋人及其祖先，为殷商文化之遗胤。商代文明属于城市文明或者商业文明，有安阳、商丘、朝歌为代表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城市，形成了一个发达的城市文化圈。更有以山西南部为中心的工商圈，以发达的矿业、冶金、铸造、贸易而著称于世。（张光直：《商文明》，第一章、第四章）“行氏”部族，正生活在这个商业贸易名称之由来的“商文化”区域。殷商这个发达的城市文明或商业文明，后来被西部游牧文明兼农耕文明的落后的周朝所灭，朝歌为代表的发达城市文明便成了罪证。周孔之后，才形成重农抑商传统，殷商的工商财富欲望故事和叙事传统，才被周秦的歌唱抒情赞叹歌谣和抒情传统所取代。
上面这段有些缠绕的文字，原本是无谓的，但它的确引出了一些跟行超和当代文学有着隐秘关联的话题。比如“行”的本义为“道路”，其形状便是“十字街头”的简笔画。比如“行”字跟行走散步、休闲、游走的关系；比如氏族祖先与商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关系。
行超不一定知道上面所说的那些。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孩子，刚刚告别令人烦恼的“中二”阶段，却俨然一副大人的架势。她的大二下学期，每周一次，午后，我都会到铁狮子坟校园去上课。行超总是坐在第一排，跟一群学霸为伍，但她的表情却很笃定，眼神也很低调，仿佛没有坐在第一排似的。每次微笑点头打招呼，很熟悉的样子，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好像是2008年的下半年，有一天，我的博客上有一位学生求“互粉”，点进去一看，这不就是坐在第一排那个像“小大人”似的安静的女孩吗！进到她的博客里一看，嚯！一点儿也不安静，动感十足，一会儿在国外旅行，一会儿在国内暴走，一会儿在边塞，一会儿在沙漠，到处晃悠，四处行走。照片也很出彩：跟废墟合影扮演堕落天使；在铁轨上伸开双臂玩平衡木，仿佛要飞到远方去似的；双脚和鞋子和沙滩和贝壳合影；坐在高高的阳台上险些要掉下来的样子；坐在绿皮火车上读书……我在某一年的“北师大读书节”上，做过一次关于“小清新文化研究”的演讲，就是以行超为原型的。本科时，她喜欢行走旅行照相，喜欢读西方文学名著，也喜欢白先勇张大春骆以军，还喜欢台湾的“眷村文学”，喜欢听摇滚和民谣，喜欢《三联生活周刊》和《读书》杂志，喜欢林兆华、牟森和孟京辉。本科毕业的那一年，当我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已经被捷足先登者占满的时候，她突然找到我，说要跟我读研究生，还说她心里一直就是这样想的，那样子，就像在塞班岛海滩边的小酒馆里，跟老板要一个想象中的桌位。我说已经晚了，早干什么去了？你心里想的事谁知道啊？她也没多说什么，讪讪地到另一张桌子上去了，直到一位同学放弃而空出了名额，她又从那边桌子移到这边桌子上来了。
行超在当代城市流行文化中游弋，自己也处在潮流文化一线，是城市“青年亚文化”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之所以冠以“亚”字，因为它不是主流文化。我们的主流文化，还是以中老年为代表的农耕文化。读研究生期间，行超就经常给我带来许多新的文艺和文化资讯，比如“痛仰乐队”“新摇滚”“草莓音乐节”“校园民谣”；比如“宝莱坞”和“瑙莱坞”；比如黎紫书和骆以军的小说，比如南锣鼓巷小剧场最新剧目，等等。研一的时候，她交给我的第一篇评论习作，就是与当代“青年亚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评论，我印象较深的有《新摇滚路上的长征》《告别情怀年代》《好莱坞攻占宝莱坞》等。这些文章，显示出行超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化背景下的青年亚文化思潮，或者流行的文艺现象，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辨析能力。《新摇滚路上的长征》一文，把中国当代“新摇滚”，置于“二战”以来国际青年文化背景中加以分析，从纽约的“伍斯托克”音乐节、凯鲁亚克、鲍勃·迪伦，到崔健、唐朝和魔岩三杰。她试图撕下中国当代“新摇滚”温情脉脉的面纱，还它以自由和粗犷的本来面目。《好莱坞攻占宝莱坞》一文，是谈亚洲电影的，她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武器，分析了印度和中国电影，在“好莱坞”的挤压下的生存策略和窘迫面相，以及这些后发达国家“山寨版”好莱坞模式的生成机制。《告别情怀年代》一文，是讨论当代中国“校园民谣”的，如行超自己所言，它的确像一份理想主义者的告白。行超写道：“对校园民谣的怀念，是我们对自己青春时代的缅怀——那代表着热情、纯粹、简单、反功利主义，代表着一切在这个时代正在远去却弥足珍贵的美好品质。”我觉得，她的这些评论习作，已经达到了发表水平，它们后来刊登在吴亮先生主编的《上海文化》和中国社科院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
行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她研究生二年级写的《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刊于著名的学术期刊《文艺研究》，而且是那一期的头条。我亲眼目睹了她写这篇文章时所受的磨炼，回想起来有些不忍，但她必须经历这一磨砺的过程。首先是阅读大量的跟“边疆”相关的文学作品，仓央嘉措、王蒙、张贤亮、张承志、马原，然后是阿来、杨志军、范稳、姜戎、冉平、何马，等等。这还没完，接着还要重读大量的与此相关的西方小说和理论，梳理长篇叙事文学发展脉络及其问题，最后才确定当代中国小说“边疆叙事”研究的题旨：从“弑父”到“寻父”。文章写完后，她说她快要崩溃了。其实，这些描写边疆生活题材的小说，并非她所爱，但她能坚持下来，的确不易。因为文学研究不是买衣服，可以专挑自己喜欢的。硕士二年级的时候，她去台湾大学交换学习，接触到大量台湾文学，并以“孤儿意象”“流浪意识”“眷村主题”“精神原乡”为主题词，完成了硕士论文，涉及钟理和、吴浊流、陈映真、白先勇、张大春、骆以军、朱天文等大量作家作品的分析。
毕业后，行超到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工作，在评论部任编辑。对于《文艺报》，行超并不陌生。在学校的时候，她就参与过由我和其他几位导师主持的大型文献编撰课题——《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史料收集工作。对“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的《文艺报》（试刊）质朴而寒碜的样子，对于《文艺报》这份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老报纸的招数和风格，也都是耳熟能详的。但面对这样一个大机关大楼，还有大嗓门儿大个儿大脸，她并不熟悉，但她能够迅速融入并得心应手，跟她身上具备的城市文明因子有关，不只是接纳“熟人社会”，也接纳“陌生人社会”；不只是接纳村里的熟人，也接纳街道上的陌生人，就像一位在异地旅行的人能够迅速交上朋友那样。
毫无疑问，《文艺报》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字街头”。俗话说：“深山沟里读书，不如十字街头听话。”在我这个“深山沟里”读了几年书，现在去到了中国作协那个“十字街头”听话。果不其然，她在那里工作了几年，眼界大开，成长迅速，但也变得忙碌不堪，又是编版，又是出差，又是访谈，还得抽空读书写作。除了早期的文化观察之外，她转向了当代青年作家研究和评价。她的第一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涉及徐则臣、路内、崔曼莉、马小淘、祁媛、周嘉宁、林森等一大批一线的青年作家。行超的文学评论路子很正。首先是追踪性阅读，对当代的文学局势了然于心。然后是尊重文本的客观性，从文本细读入手，对文学文本进行耐心的“事实判断”，而不是急着做“价值判断”，加上她敏锐细腻的感受和流畅的文字，让她在青年文学评论队伍中脱颖而出。我为她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而高兴！我也希望她，能够由点到面，加强对面上的文学局势的综合判断力，并且逐步加大观察的“景深”，培养更深远的历史视野。
行超站在大都市的文学十字路口，打量着行色匆匆的陌生面孔和文学过客。有时候又像一位侦探那样，尾随着或踌躇满志、或热情洋溢、或忧心忡忡、或居心叵测的文学，进入文学幽深的胡同，去刺探这个时代的文学秘密和精神秘密。这是由爱伦·坡、雨果、狄更斯、果戈理等先行者开创的，跟农耕时代的文明迥然相异的现代城市文学传统。行超和她的同龄人一起，正站在中国城市的或文学的“十字街头”，参与着一种全新的中国“城市文学”的伟大实践。我有理由期待，这一实践，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宏伟乐曲中的一个华彩乐章。
2018年4月28写于西直门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