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及物是每个写作着的“主语”诚实地打开自己的内心，诚实地袒露各自的起点和来路，抵达所能抵达世界的边界
2017年开始我在《花城》杂志主持“花城关注”栏目，针对当下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发问，并试图想象汉语文学的可能性。今年的第三四两期是散文专题，我关注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散文的野外作业；另一个则是在网络时代全民写作的背景下思考散文不同写作者多主语的重叠。这两个问题都关乎“散文的及物”。
“散文的及物”说到底其实是人、词与物的关系。侧身时代，散文写作者如何理解现实，多大程度上能够深入并抵达现实的核心，本质性地把握现实，进而如何以恰如其分的语言和修辞传达出来。
在我的理解中，散文的野外作业，写作者首先要是一个行动者，或者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当下信息及时交通便捷，可以快速地知道很远的事件，也可以快速地到达地球的任何角落，甚至地球之外，但我们的知道和到达几乎都是“同一性”的二手经验和二手风景。这些“二手货”如果不转换成差异性的个人感觉和经验，自然也生成不了个别性的“想象的异邦”。因此，强调行动和实践是为了重新获得身心的健康、解放和自由，将“知道”和“到达”由被动地告知变为主动的勘探和发微。
强调散文的行动和实践不是我个人的发明。散文写作如果只是书斋的冥想，是很容易切断与正在发生世界的关联，而“行动者”通过不断和世界相遇的现场感，他们往往会拒绝被惯例和教条裹挟、安排和驯化，主动质疑和追问世界的“理所当然”，反思、批判性地重建人和世界的关系，重新厘定自己的位置并安放自己。从这种角度看，可以举几个例子，因为“行动”，《上课记》里王小妮和自己职业对象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里梁鸿和故乡的关系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子和故乡的关系。“行动者”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写作者的内心尺度。“行动”使他们的世界滋生出新意义，而“写作”则是在叙述中再造新世界。可以这样说，陈庆港的《十四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王小妮的《上课记》、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冬牧场》、李修文的《山河袈裟》、周晓枫的《有如候鸟》，还有艾平、夏榆、桑麻、塞壬、雷平阳等人的散文，不是传统的“新闻”加“文学”的所谓报告文学，而是融合了个人经验，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独立思考的田野调查、见证或实录，其作者也不耽于书斋，而是有一种强烈的参与现实、介入现实的行动意识，我们把这种新的写作现象命名为“行动者的写作”，也可以称为及物的写作。这种写作现象其实在当下文学中是有迹可循的，比如早几年的“作家走黄河”“原生态”散文、“在场散文”以及《钟山》《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期刊力倡的非虚构写作等等。
散文是对个人感觉和经验有强烈的依赖性。当下许多散文会借助临时搬用的知识，施展文学整型术填塞唬人。很少看到《青鸟故事集》《咏而归》等等那样智性、趣味和修辞等兼备的文本，更多的是，读当下散文，如果仅仅看征用的知识，甚至许多冷门的知识，你会觉得中国真是盛产民间学问家的国度。而事实上这些不走心的所谓学问其实常常是装神弄鬼装腔作势的“过剩”和“冗余”。还有一些唬人的招数，比如语言的炫技，花团锦簇不知所云；比如靠虚伪的情感和情绪，强行推动的假高潮；比如有写作者泪腺夸张地发达，他们放大一己的微疼，谬托大词“人民”为知己，动不动就想哭要哭热泪盈眶的“炫痛”，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写作者躲闪现实的复杂，制造着人畜无害的无痛的清新可喜的纸上太平；比如散文越来越小而局促，成为案头清供，心灵鸡汤……
再说“多主语的重叠”，通俗地说就是散文写作的众声喧哗，但这不只是单纯的一个“谁在写”的问题。虽然“作者之死”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被提出来，但我认为和虚构写作不同，“作者”天生就是散文文本的一部分。散文怎么可能不和写作它们的“主语”相关联？以《花城》今年第四期的三个作者沈书枝、大头马和李若为例，三个“谁在写”的“主语们”在新世纪先后来到北京，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同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出入不同的城市空间，自然也对世界有着不同的观感。事实上，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这些写作的“主语们”有着各自的“身份”。
因此，散文的及物是每个写作着的“主语”诚实地打开自己的内心，诚实地袒露各自的起点和来路，抵达所能抵达世界的边界，这个边界也是写作者想象和书写的边界，即所及之物。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是不同的主语及不同之物，而不是不同的人共用一个主语抵达同一个物。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