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扶贫题材写作规模庞大，申报新一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这类作品大约占1/4，可见此类题材最适合报告文学体裁。但李明春独辟蹊径，写出一部扶贫题材长篇小说，而且成功，这就见出了他的功力。
以小说形式处理这个题材自有其优势，首先体现在人物的典型化上。《山盟》由三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人物有交叉，塑造起的几种扶贫对象都是各具特色。《山盟》中冬哥是老红军后代，现在很穷，他为何于现实处境中仍具有杀有钱人的念头，引人思考。凯子好吃懒做，爷爷也是红军，但他穷不哭穷，不言苦，有骨气，耐人寻味。《际遇》里的夏莲家是个标准的贫困户，丈夫从高架上摔下来走了，两个孩子，两家老人，四张嘴靠她一个人喂养。但她就是不愿意接受救济，“好像她本来不穷你逼她穷一样”。相反，郝婆家是明确无误的富裕户，但她逢人便喊穷，长吁短叹命苦，成天找镇上要当贫困户。两家人处世态度截然不同，却皆有生成理由，形成盎然的阅读趣味。《火塘山》里的石老山又属于另一种人物。他和老伴孤守深山，生活、看病都不方便，他却死活不肯搬下山，理由之一是要坚守当年的战略要地“火塘一号”。他过得省心、安全、满足，使多次前来动员他搬迁的村干部们无计可施。作家把目光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捕捉他们的细枝末节，思索他们的存在及样态，把他们加以综合并赋予艺术生命，这比一般报告文学书写过程更为复杂。一般报告文学可以写出三个夏莲、五个郝婆，以真实感取胜，小说却可以写出一个复杂的、更令人难忘和萦绕人们脑际的夏莲和郝婆，以典型性取胜，李明春选择了后一条路径。实际上，这条路径难走得多，它放弃了对读者关于真实性的承诺，却又要使读者对一切信以为真，不愿承认出自虚构，就要求作者具有更多面的才华。所以，《山盟》是一部充分显示李明春创作实力的作品。
某种意义上，《山盟》比纪实作品更真实。譬如，现实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中，一般不可能出现“负面角色”，不会涉及任何人物的道德责任，自然也难以展示现实生活的完整状态。而这部作品中，出现有一个贯穿三篇的范镇长。范镇长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代表，在故事中有着不光彩的表现，尽管他也在抓扶贫工作，但靠着他，镇上一些商家发了财，他的儿子和商家子弟们又在学校里欺负穷人的孩子。小说里出现这样的人物，起到了营造典型环境的作用，获得了超越一般纪实作品的真切与深刻。
作者的眼光也体现在对主题的开掘上。无疑，李明春深入考察的贫困地区，是闹过红军的，具有红色传统。他重视和依托了这一环境背景，在题材中写出了历史纵深，也道出了现实意义。小说里，不仅主要扶贫干部石承的家族具有红军基因，几代人都在为百姓摆脱贫困而奋斗，一些贫困户也具有红军基因，仍在摆脱贫困，于是，直接将今日扶贫与脱贫工程同当年闹红之初心联系起来，强化了作品之意蕴。这也是作者处理题材的高明之处。
作者善于利用小说空间编织故事和人物关系，丰富扶贫题材作品的面孔与表情。如设置有扶贫干部和扶贫对象间的特殊关系：石承去动员石老山下山，而石老山是石承的爷爷；蓝喆的扶贫对象之一是夏莲，但两人在帮扶中产生温柔的情愫，都营造起特殊的韵味和张力，增加了作品的感染性。一般扶贫题材，皆以扶贫成功告终，但《火塘山》结尾处只写到石承带检查组再登火塘山，那时石老山还并未搬迁。这个结局反而新颖，留下些悬念，体现了小说家的智谋。
李明春大约土生土长，否则，从事这类创作会困难重重。一位城里作家，单靠深入生活写扶贫，至多会写就一部报告文学，不大容易写成小说。李明春能写得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很多靠过去的生活积累，表现在作品中大量细节描绘的逼真生动上，也表现在语言的充分民间性上。也有些地方，表现出作者对捕捉新鲜语言的敏感，如《际遇》里后面写到夏莲匿名与蓝喆网聊，先使蓝喆迷惑，后来忽然出现“夏日荷花别样红”字样，顿使蓝喆恍然，便为精彩一笔，此时作者的文字完全飞扬起来。语言是小说中最细的细节，承载着作品中最细密的审美信息；主要是从语言上，我们能看出李明春的小说潜能。实际上，他写这个题材，也许还有所束缚，还未得到更大发挥，我们有理由对他日后创作怀有更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