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域文学的意义上，山西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以赵树理为旗帜，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为主将的“山药蛋派”。这些作家的作品，把表现主旨集中到反映农村生活、刻画农民性格上，生动地表现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真实面貌。他们以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通俗易懂、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以成一、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张平、柯云路、李锐、蒋韵、哲夫、钟道新、赵瑜等为代表的文学“晋军”崛起，既继承了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又锐意革新，创作出一大批主题深刻、艺术表现手法多样的作品，将山西文学在“山药蛋派”之后推向了又一个创作高潮。新世纪以来，山西文学的创作主体、创作内容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以王祥夫、吕新、刘慈欣、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等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艺术追求，都表现出更加广泛、率性、不拘一格的特点。
山西作家认真对待创作，坚守文学底线，直面社会问题，关注民生疾苦，对传统文化心存敬畏，对普通人饱含深情大爱，这源于他们有责任、有担当、有良知的文学情怀。正是在这种情怀的支撑之下，山西作家不断地向生活、向人民、向时代、向各种优秀文化汲取营养的同时，也努力通过自己的作品为人们呈现真善美的元素和高尚境界。
山西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绩，是山西文学的重要标志。2014年起，北岳文艺出版社的《三晋百部长篇小说》出版了赵树理、马烽、胡正、焦祖尧、成一、吕新、葛水平、李骏虎等作家的30多部经典力作，比较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近百年山西长篇小说创作轨迹，集中凸显了山西长篇小说创作实力。从中可以看出，山西作家叙述切入的角度，往往是凡人俗事较多，更接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骏虎的《母系氏家》和白占全的《肥田粉》。
《母系氏家》和《肥田粉》都体现出强烈的民间文化形态。可以说，这种民间文化形态往往成为决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关键。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村小说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广大农民的人生态度和精神状态。因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乡村小说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显现了明显的时代印记，但作家们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凭着对农民群众心灵世界的准确把握，凭着细节描写的出色功力，在作品中还是充分体现出民间文化形态的作用，相对真实地记录了特定时期农民群众的思想纷乱、心理矛盾和生存状态。《母系氏家》和《肥田粉》延续了老一代作家真实记录农民群众思想纷乱、心理矛盾和生存状态的优良传统，使得作品的思想内涵进一步深化。
民间文化形态的现实主义特性，虽然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但是，真实性并不等于照抄现实，不等于对生活现象做简单、机械的复制。乡村现实生活一向是混乱和复杂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面对这样纷乱的乡村现实生活，从选择题材、构思酝酿到艺术表现，都必须经过主观思考和梳理过滤，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现实，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作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是能够代表乡村社会某些本质方面和发展趋向的真实。无视生活的外在真实和事物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单纯追求外在真实，将会导致创作上的自然主义；片面强调写本质，而离开对乡村生活现象的具体描绘，则会造成创作上的抽象化、概念化，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现实主义乡村小说文化形态创作原则的。
因此，从事乡村小说创作的作家，首先应当自觉地站到民间立场上，以知识分子觉醒的现代意识和作家敏锐的眼光审视乡村人生，理解乡村社会历史与现状；其次应当特别注重呈现乡村生活本色，即深入发掘、提炼那种体现出生活本质与生命韧性的民间精神——那种体现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现实人生、最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真性情、真精神；最后还应当体现出明确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此外，乡村小说创作非常需要作家认真进行文化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中封建部分的思考与解剖，以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人际关系和道德风气的变化，都应该纳入作家的视野。这样，乡村小说的经典之作，才能不断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