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作品集，八篇小说，都不算长，我却读了不少时间。没法一口气读下去，读完一篇，必得停下来歇一歇，才能继续。虽然其中有些已经不是第一次读，那种不容易消化的感受，仍然强烈地存在。每一篇结束的时候，那种慢慢累积起来的阅读感受迟迟不肯散去，似乎就此停留下来，在你的情绪和意识里占据了一个位置。
另一方面，每篇虽然独立，却又是可以互相参证的，它们是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里的故事。这个空间的特征如此突出而又如此地被漠视：中小城市的旧社区，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小区和工人新村，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使它们沦落为老小区和旧新村，住在其中的，主要是退休、下岗工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这样的老龄化和低收入群体的社区，赶不上当下的脚步不用说，未来的命运也从日益衰败的气息中显现。
王占黑写的就是这样的旧社区里的人，写他们日常的生活，看起来鸡毛蒜皮、东长西短，却总格外深切地关乎生老病死。
但也别把她的小说误会为符号化的“底层文学”。这些积聚起来的作品触须尖细，探及丰富的历史容量和复杂的人生境况，叙述起来细致、平静、克制，以保证不被外在的视角、情绪和意识所简化和概括，或者可以说，她的叙述是这样的社区生活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更不是上面的——叙述。
她似乎是以分镜的方式推进叙述和结构作品，缓慢移动的画面为实感所充满，自然五味杂陈，内容不免沉重。然而，她并不想背负沉重的包袱，她的人物，她的人物的生活世界，并不被沉重压垮，不仅有尊严，而且有趣，内里是有自处的逻辑、方式和表现形式。能写出这些来，才是她的作品独特的价值所在。
这里不能不说到，她是一个九〇后女生。这个女生迄今为止的创作——除了眼前这本小书，还有另外一部小说集——差不多都是写社区和老人的，写她的父辈和祖父辈。你可以说她有能力——稍微对比一下同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不常见到的能力——把眼光从自己和自己这一代身上移开，理解和致敬前辈；同时，也同样重要的是，这也是面对和梳理自身的方式：她和她这一代的许多人，是在这样的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这也是她们自己的经验。她没有隔离和排除这样的经验，而是从中发掘和领会与自我密切关联的方方面面。
就在我写这篇短序的前两天，王占黑获得一个文学奖，颁奖台上，贾平凹拿着奖牌找不到领奖人，想不到叫这个名字的人就是站在他身边的女生。看她的文字，她写的系列社区、街道“英雄谱”，多半也会误解了她的年龄和性别吧。我记得好几年前，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她给我看几篇短作品，我说单独看也好，如果能多写一些，放在一起看，会更见出好来。我只是随意说说，没有想到她那么有耐心，延续几年，真的一篇一篇写下来了。如今，她已毕业，还在继续写她表面波澜不惊的故事。倘若读者有耐心，或许会感受到一些什么，在心里留下一些什么，哪怕只是有趣——它们确实是些有趣的故事，也好。
——《空响炮》序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新颖
我觉得王占黑的写作，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个人话语的一种刻意的颠覆和胀破，她回避使用一种常见的个人式腔调，而在模仿社会各个阶层的、复杂经验世界当中的各种杂语，杂语构成了她小说的基本语言。戏剧性的语言一定是杂语的，它代表各种角色，人物的语言都是角色化的，符合其不同身份，甚至有很多野性的语言，也在叙事的空间里穿插回荡，这是非常成熟的一种取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清华
王占黑“突破了我们对青年作家群体的一种认识”，身为都市女孩的她并没有局限于私人领域，而是勇敢地介入时代和现实，她的写作拓展了“90后”作家的写作维度。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吴义勤
作品包含了年轻一代作者对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也寄托了对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活的想象和期待，其中所透露的信息，非常值得注意。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业松
“我”和小花旦的牵扯从嘉兴到上海，正好是对社区空间“泛开去”书写的一种实践。我把对城市景观中落后但蓬勃的部分，从一个原有的固定空间内拉出去，拉到小说中所说的“上海的另一部分”——“电视和海报上没有的部分”里去，也是“我”和小花旦乐于观看的部分，比如嘉兴路，定海桥。它们在风格上很不“上海”，却正是构成上海的实体元素。而这种观看又因时间的“泛开”而生出另一种变动的轨迹——城市风景在“我”和小花旦的十年交往中展现着消失和更替。海宝正是这样一个鲜明的符号，它以当年的微笑姿态残留在各条马路的角落，“当下”沦为一种记忆。许多人把它忘了，只有同样被人遗忘的小花旦还牢记着。他又提醒了另一些身处边缘的人，颇有英雄相惜之感。
——摘自王占黑创作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