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文学界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有一些真心热爱文学的写作者，多少年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地致力于这项神圣的事业，但却一直都没有能够写出来。相比较而言，另一些写作者就要幸运得多。同样是坚持了很多年的写作，这些人在某一天却会突然“脱胎换骨”，就写出来了。我们这里所要谈到的尹学芸，很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
现在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尹学芸，坚持小说写作多年，可谓是多年惨淡经营。但到了最近这两年，她的小说写作直如有神灵附体一般，突然间就处于一种爆发的状态，就写出来了，就引起了业界的高度注意。这两年，尹学芸扎扎实实地写出了几部好小说。比如《玲珑塔》，比如《士别十年》，再比如《李海叔叔》（载《收获》杂志2016年第1期）。带有强烈巧合意味的是，这三部中篇小说居然都发表在《收获》杂志上。
从这个角度，我们又完全可以说，尹学芸的引人注目，其实与《收获》的发现与助推，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
《李海叔叔》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我”是一位从青年时期就爱上了文学写作的女文青。对于文学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不仅影响到了“我”也即王云丫包括婚姻爱情在内的日常生活，而且更影响到了她基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尽管我们很难简单指认王云丫就是尹学芸自己，但在这位身兼叙述者功能的女文青王云丫身上，却很显然凝结着尹学芸自己多少年来从事文学写作的甘苦与酸辛。
《李海叔叔》，毫无疑问是近期一部特别值得注意的中篇小说。其思想艺术成功处，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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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既然题名为“李海叔叔”，其首先一点，当然就是对于李海叔叔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代所铸就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发现与塑造。虽然叫叔叔，但实际上李海叔叔却并非是“我”的亲叔叔。“我”之所以叫李海为叔叔，乃因为李海叔叔和“我”的父亲是结拜兄弟。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李海叔叔，之所以会与身为农民的“我”父亲成为结拜兄弟，却又是因为他的被打成“右派”。李海叔叔的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他在厂里的一次会议上，百般无聊地用烟头烫报纸，没想到，却被人发现在毛主席的头像上烫了个洞。在当时，这样的事情，简直称得上是弥天大罪，甚至都有人为此而吃枪子掉了脑袋。亏得有厂领导包庇，只是以内部处理的方式，让李海叔叔当了个“右派”。成为“右派”的李海叔叔，到父亲所在的窑厂“劳动改造”，一来二去居然和身为师傅的父亲有了很深的交情，成了结拜兄弟。既然是结拜兄弟，就少不了会有人情来往。这个过程，都被尹学芸的《李海叔叔》记录了下来。就此而言，《李海叔叔》又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两个家庭之间的人情往来史。人情往来的过程中，令“我”记忆深刻且念念不忘的，就是李海叔叔那样一种来而无往的“恬不知耻”。所谓“恬不知耻”，就是说在李海叔叔和“我”们家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过程中，除了第一次登门时曾经带过一次奶香味的糖之外，此后的每一次，李海叔叔都要从我们家满载而归，带走各种装有粮食的布兜与袋子：“于是叔叔走的时候，自行车就像是全副武装一样。车把上，后座上，绑的绑，挂的挂，都是装满了货物的布兜和袋子。”双方的交往，呈严重的不对等不平衡状态。问题在于，李海叔叔这样一个有公职在身的知识分子，何至于如此这般不知廉耻斯文扫地呢？
只有读完全篇，我们才可以搞明白，却原来，李海叔叔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却也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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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他的家乡苦梨峪是一个特别贫瘠的偏僻之所：“大叔说起那个苦梨峪，大姑娘把筛子当镜子照，草帽底下遮住一块地，全家人穷得盖一床被。”一直到“文革”结束包产到户之后，李海叔叔家里仍然一日三餐都是黄米饭炒倭瓜。
在“我”的感觉印象中，“婶婶家则像个荒败的临时客栈，随时准备迁徙或闭门谢客。若不是丫头小子一个比一个漂亮得有生机和活力，这户人家简直可以称作惨淡。”正因为如此，当年刚刚嫁到苦梨峪时的婶婶马爱花，才会哭得“眼睛起了一层皮”。
其二，家乡偏僻贫瘠不说，关键是李海叔叔家还孩子众多。他和婶婶一共育有三男二女五个孩子。一方面是家庭条件差，但在另一方面，李海叔叔却不仅要把五个孩子抚养大，而且还憋着一口气地指望着他们长大后都能够出人头地。两个因素结合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李海叔叔只能够不断地来我们家“打秋风”。也因此，自贡哥才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评价自己的父亲：“老爹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可是一个好老爹，一个伟大的好老爹。上学的事我刚才说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们五个都算上，上到哪我供到哪，别管我有钱没钱，就是去偷去抢，我去做恶人。”偷或者抢，倒也没有变成现实，但“恶人”，却实实在在地做了。这个总是不顾颜面地跑到结拜兄弟家“打秋风”的李海叔叔，最起码，在“我”的父亲的心目中，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只知索取而不知回报的“忘恩负义”的“恶人”。
一个曾经一度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地处贫瘠之地，硬生生地依靠不知廉耻的“打秋风”的方式把五个孩子都不仅拉扯成人，而且还想方设法让他们最后都走出了苦梨峪那个穷山沟，你说，李海叔叔他不去结拜兄弟家“打秋风”又能怎么办呢？！
就此而言，尹学芸的这部小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首先就是李海叔叔一部充满精神屈辱感的生存史。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大男人，连续二十多年，每年的大年初一都要骑着自行车大老远地跑到结拜兄弟家去厚着脸皮去“打秋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当然了，这里面其实也还潜藏有李海叔叔与我们家较劲儿的某种精神无意识。用自贡哥的话说，就是：“不怕二妹笑话，我们兄妹几个都参加工作了，老爹还非要跑去你家看究竟，看你们的日子过成了什么样。他这一辈子，算是跟你们家摽上了。”
为什么一定要和自己的结拜兄弟家比高低，关键原因还在于李海叔叔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唯其因为精神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所以他才迫切需要通过这种攀比的方式来求得内心的平衡，获取某种精神的尊严。
其次，是对于人情往来过程中人情世故的精准捕捉与表达。虽然只是一部篇幅不怎么大的中篇小说，并非如同《金瓶梅》那样大部头的世情小说，但尹学芸对于人情细微处的体察与把握，却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尹学芸在复杂纠缠如乱麻的人情世故的表现方面，分寸拿捏把握得特别到位。
比如，关于父亲与叔叔两人交往过程中各自情感的悄然变化，作家的描写分析即非常令人叹服。“故事就是在行进的过程中人为地增加了原料和底色。我从自己，想到了父亲。父亲对叔叔的感情，初始肯定源于自然，但往深里走，也添加了自己的因素也未可知。
”增加了什么因素呢？一方面，的确是叔叔在不断地来我们家“打秋风”，但在另一方面，叔叔年复一年在大年初一的到来，却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一种标志：“有了这个标志，我们家才在众乡邻中显得不同，甚或，增加了几许荣耀。”而叔叔呢：“叔叔也一定从这种标志性的身份中悟到了什么，逐渐偏离了自己的航道也未可知。”本来交情颇深的两位结拜兄弟，为什么到头来会日渐疏离渐行渐远呢？却原来：“这其实更像一个合谋，把一份原本淳朴、纯洁、纯粹的情感扭曲了，变异了。时间是经，故事是纬，所有的人物穿行其中，都随着经纬度的变化而产生裂变。”
几番裂变下来，自然就是一种情感的隔膜，也即一种很难解得开的情感死疙瘩。再比如，过了很多年，“我”与久违的海棠再次谋面之后，“我”所表现出的一种“矜持”：“我觉得，我应该矜持。这种矜持，是王家对李家的矜持。我有权利那么做。那一瞬间，心里涌起的是几十年的风雨波澜。”为什么要“矜持”？或者盛气凌人？就是因为受到父亲态度变化影响的“我”，也一力认定，李海叔叔一家人全都“忘恩负义”，全都对不起曾经鼎力帮助过他们家的我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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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一种自我谴责的忏悔意识的传达。李海叔叔晚年罹患脑血栓，数年瘫痪在床，特别希望能够再见到曾经和自己长期通信的“我”。但因为多年来形成的心结作祟的缘故，“我”却一再推迟拖延，等到“我”和姐姐他们终于决定要去看一下李海叔叔的时候，他却已经不幸辞世撒手人寰了。也正因此，到最后，彻底了解事情真相，或者说彻底洞明人生某一方面本质的“我”方才陷入到了一种难以解脱的自谴状态之中：“我想起了叔叔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次去我自己家，父亲给他的冷眼能够理解，我有什么资格那么对待一个远道而来的老人呢？还别说他是我的长辈，曾经比亲叔叔还亲。他陪我走过了惶惑的青春时代，写的信如果汇集成册，可以出不知多少本书……我是两个家庭交往的最大受益者，自诩天生有悲悯情怀……我到底是怎么了？”“叔叔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见我一面，可我面对叔叔的这个愿望，表现得足够自私和冷酷，这次苦梨峪之行成了一面镜子，我好像一下看清了我自己。”“难道虚荣与虚伪是一对孪生姐妹？”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无论怎么说，即使李海叔叔有一百个错，身为晚辈的“我”都不应该如此残忍地对待他。
尹学芸的如此一种处理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名篇《故乡》，联想到其中的“我”与闰土。
如果说闰土的那一声“老爷”的确反应着他们之间本不应出现的精神隔膜，那么，我们要追问的就是，在这种状态的生成过程中，作为启蒙者一方的“我”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一种责任。同样的道理，“我”作为一个自诩有悲悯情怀的写作者，莫要说其他的陌生人，即使是面对曾经和自己有过很多人生交集的李海叔叔，也未能真正将此种悲悯落到实处，细细想来，真的是难以被理解原谅的。
又其实，不管是《故乡》中的“我”，抑或还是《李海叔叔》中的“我”，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就此而言，也如同鲁迅先生一样，尹学芸终于也还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阶层，挖掘批判着知识分子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尽管说由于时代变迁的缘故，实际的情形已经是此“小”非彼“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