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这几年，我陆续读到了杨小凡的不少作品，印象深刻的有《总裁班》《大学》《缔结了就不会消失》等几部，这些作品获得了普遍的关注，批评家孟繁华将杨小凡称之为“生活的发现者和勘探师”，并认为“《总裁班》应该是2014年社会影响最大的中篇小说之一。小说将社会精英阶层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他们鲜为人知的实现个人聚敛财富的手段，以仿真的方式揭示了出来。”青年批评家赵天成则肯定《大学》的现实指涉性：“《大学》不仅是教育行业的‘莆田系’事件，而且几乎影射了2016年所有的社会热点。”由此可以看出杨氏作品的一大特点，即，都取材于当下，几乎是对进行中的当下中国现实的第一时间的反映和书写。联系到杨小凡颇有中国特色的工作职务——他长期在一家国企担任副总裁的工作——我们会强化杨小凡作为“现场书写者”的作家形象。这可能会掩盖另外一面，如果我们读过杨小凡的另外一部著作《药都往事》，我们就会知道杨小凡不仅关注当下，其实也将笔触伸向了遥远的历史，而且在我看来，他对过去的处理在笔法上更加自由因而显得得心应手。但不管怎么说，杨小凡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还在于他与当下的同步性而非错步性，这种进行时的写作观念会让我们想到茅盾在1930年代的追求，“在事件还没有呈现其历史意义之前，先以最客观的方式将其全部记录呈现出来，以作为历史资料的一部分”。这一追求的后果是诞生了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社会剖析派”小说。我这么类比并非说杨小凡的小说就类似于社会剖析派——事实上他们的风格相去甚远。但是，即使现代时间是如此急促地转换，历史的语境却也在重复地上演，我们在杨小凡的系列作品中，还是能隐约地嗅到一丝历史遗留的气息。无论是在茅盾，还是在老巴尔扎克或者老狄更斯那里，与现实的同步写作构成了最重要的题材甚至是形式——想想巴尔扎克广为人知的《高老头》和并不广为人知的《金发女郎》，前者书写金钱影响下的社会关系，后者处理情欲控制下的日常生活，这两者，与当下的中国何其相似！
杨小凡显然是众多信息的占有者，同时也拥有第一手的不可替代的生活经验，但这种“优先权”并不能保证一个小说家的诞生。在更多时候，占有这种信息和经验的人往往会为其所累，甚至不过是成为一个酒桌上的段子手——我见过一次在酒桌上的杨小凡，居然出奇地认真端正。也就是说，信息和经验并不能天然呈现出生活所内涵的故事性和戏剧性，这也正是当下写作最有难度的地方，必须要有一只“无形的手”来重新归置这些信息和经验，才可能在小说的范畴内发现生活的内在逻辑。在我看来，杨小凡恰好找到了这样一个装置，其小说写作才豁然开朗，构成了其独有的美学风格。
从前几年的《总裁班》到刚刚发表在《花城》杂志上的《太平道》，这一装置一以贯之，即：权力。
二
且谈文本，从《太平道》说起。
《太平道》的开篇写边正，这两句话写的好：“边正在牢房里呆了七年。这囚牢是心牢。”本来我们以为故事会围绕着边正展开，但是笔锋一转，却发现边正不过是“前菜”，“主菜”还在后面：卫志民和李立仁。这两人都曾身居要职，一为市长，一为书记。但在故事的开篇，他们都已经是另外一种身份：刑满释放人员。因为一起道路坍塌事故，这几位都被查出有贪腐事实，于是进监狱、受惩罚、接受再教育。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中国故事”，不过杨小凡的处理别有路径。我们知道，在中国当代写作中，一直就有所谓“官场小说”的类型存在，并一度成为大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但与那种直接书写官场权力斗争、你死我活、阴谋厚黑不同，杨小凡选择了一个“非正面的官场”。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很难看到身居要职的官员，也难以见到图穷匕见的计谋，他选择的都是特殊的时间节点——“权力”之前或者“权力”之后。在《总裁班》中，王加法是一个还没有获得权力资本因而费尽心机的小人物，而在《太平道》里，主角不过是两个已经被剥夺权力的“平阳之虎”。这种选择很能暗示杨小凡的问题关切，相对于权力本身以及对这一权力不可避免的迷恋——很多所谓的“官场小说”在这里走到了其庸俗的反面——杨小凡更关注的是在这一权力关系中生活的人，他们的欢喜悲愁，宿命救赎。在关于《太平道》的创作谈中，杨小凡这么说：“于是，我在想也许平时看到的并不一定真实，背后的逻辑才是真实的。对人性的好奇、观察、研究、凝望，是对一个作家的基本要求。反思这些年贪腐的当事人，我的追问渐渐抵达到人性。”
杨小凡因此需要一个像侦探一样的观察者，这一观察者不是站在作者的角度去进行批评和问责，而是直接潜入到作品的内部，甚至是变成作品中的一个人，去和那些“贪腐者”一起生活，一起感受，一起挣扎，或许，才能找到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因由。于是我们在杨小凡的作品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设置——“误入者”的形象。在《总裁班》里，这一人物就是王加法，在《大学》里，这一人物就是赵大嘴，在《太平道》里，这个人物毫无疑问就是边正。这些人物因为某些偶发性的事件而进入到了“权力关系”的漩涡，他们误打误撞地就“窥见”了一些日常生活背后的“逻辑”。在《太平道》里，边正几乎就是一个“漫游者”，通过“漫游者”的观察之眼，卫志民和李立仁的生活才获得了呈现和解释的可能。我觉得这是杨小凡小说中最有现代感的地方，因为“误入者”的存在，使得小说对滚滚红尘的书写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而这面纱，恰好就是一个隔离器，使得生活不再仅仅是具体的生活，而是一种经过小说家审慎思考的抽象过的生活——小说家的职责在于发现，而不是复制。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也不仅仅是行动着的欲望机器，而是有了内面和反思的主体，《太平道》里的边正、李立仁都属于这样的存在。
三
即使是“误入者”都难以逃脱权力关系的制约。这是杨小凡引而不发的一个暗语。这使得其小说在整体气氛上有一种极大的不安，这不安大概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恐惧，人物内心的恐惧，普通人的最直接的身心感受；一个是恐怖，权力关系以及由此所塑造的社会语境的恐怖。这让人想到托马斯曼的经典论述，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唯一准则，就是恐怖。
这就是杨小凡发现的内在逻辑吗？我并不清楚，或许他也没有这么自觉的意识来下一盘大棋。但是在其另外一个短篇小说《缔结了就不会消失》里，我嗅到了一丝特殊的气息。小说用第一人称，讲述“我”随团出访，喝酒作乐，晕晕乎乎，却碰到一个陌生男子，与陌生男子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他讲述的故事居然和自己的遭遇丝丝入扣。这又是一个“误入者”的发现之旅，在惊悚之余，“我”意识到一切都无处可逃。这篇小说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用牌局的方式来比对了权力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缔结了就不会消失？果真如此吗？如果果真如此，小说家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对于小说来说，它的天赋使命也许就是在貌似不可能之处发现一道缝隙，并获得新的势能。《太平道》或许可以视作是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回答。小说中的三个人物在出狱后有完全不同的选择，一位选择了重归权力体系，一位选择了回归故土，自食其力，并身体力行地忏悔，一个则选择了宗教信仰。作品的篇幅集中于前面两位，卫志民重回权力体系，虽然是以经商的方式，他不过是在重演一次权力及其所塑造的异化和毁灭，最后的结局将不过是再一次地身陷囹圄。而李立仁则开拓了新的空间，他回到故乡，养鸭为生，以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坚硬地矗立在作品里——这看起来像是古代士绅文化的一次当代实践，也许由此可以看到杨小凡的怀古之情。但是，似乎也只有通过这个方式，李立仁才能完成他的“逃逸”和“救赎”，在小说的最后，他以献祭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仪式。
如此，作者和读者都满意了吗？杨小凡说：“说实在的，这部小说写完后，我觉得并没有实现，自己与这个世界以及自己内心的和解。”
有如此清晰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要求，下一部作品，可堪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