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写下 《诗歌的流变与新古体的崛起》一文，并参与新古体诗的韵律美、意境美的讨论，突然对其“三美”定位之一的“思想美”产生兴趣时，我自然而然想起：辩证法就是辩证法，真理就是真理，尤其是身处时下这个历史大发展、世界大变革、人类大进步的新时代，拿它来比喻新古体诗思想与技巧、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仍然是通俗易懂，鲜明而得当的。
光讲艺术性，强调音律美、意蕴美、画面美、语言美等等，而不讲思想性、不敞开诗人的灵魂，表达诗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真知灼见，固然也会予人一种美感，或强刺激后的某种愉悦，但却总难以唤起读诗人对“真知灼见”的共鸣，升华读诗人的品格和对世界的认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精神产品未能产生精神的力量，推动人类走向文明与进步的高点。
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同一首优秀诗作中是不可能切割的，二者的关系事实上也是和谐统一的辩证关系，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无疑是新古体诗高贵的灵魂。
古往今来，凡经得起历史检验、人民选择而传世的经典之作，无一不是倾吐人类共同情感——真善美与 “上下求索”的作品，无一不是 “以文学推动天地人心的进步”的作品，即便是思想性不那么明朗的作品，也是丰富人生，滋养心灵，给人以精神享受的作品。李杜是这样，白居易是这样，鲁迅是这样，茅盾是这样，艾青是这样，“我们还没有看到历史上留下来的任何文学大师会是一个一谈起理想和崇高就吓得满地打滚的人”（张炜语）。顾城、海子则留下了用一双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的诗句，总能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当我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美丽中国的城市、乡村景观，而将视线向更为宽阔的领域延伸，就会发现如狄更斯所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各种思想各种现象并存的时代，也是一个特别需要人们保持定力、思想引领的时代。诗人必须脱离和摒弃庸俗的杂念，以悲悯的情怀，时刻去关注人类命运的走向，和本民族及整个人类如何摆脱贫穷、战乱、气候等苦难和生存的威胁。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理应以自己的智慧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弘扬“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拥有更美好的生活释放人文光芒。
审视三年来义乌市古今文学研究院下属天歌诗社的重要研究课题：新古体诗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我们欣喜地看到，新古体诗的倡导者、探索者、实践者以信仰、理想、人生价值、世界意义这些精神材质初步构建起自己的文学原乡，在已出版的三部新古体诗集中，既有大的世界性题材的作品，如季乐的《叩望道故居》《烟雨红船》等；亦有小的游历诗、风景诗、会友诗，乃至吟风弄月之作，但这些所谓小诗，同样歌吟着时代风采，山川之美；彰显着人性之善，人生之贵，不惜不足以为父为母为友；和一些游戏之作，如《惜生》：“无知小虫扰静境，举拍欲打手骤停，任它飞去归母怀，聊寄人父一片心。”亦颇见情怀。
在重人间正道的弘扬，美好情感的表达的同时，天歌诗社的诗人们也在不断追寻新古体诗“格调高雅，既明白晓畅又韵味悠长”的新诗境，期许创作出“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样的绝唱和“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样具有振聋发聩思想力量的千古名句，在日新月异的中国诗坛“歌出一片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