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199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篇末作者自记，《白鹿原》1988年4月至1989年1月草拟，1989年4月至1992年3月成稿。算上1987年至1988年作者辗转查阅长安、蓝田、咸宁三县的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的准备阶段，正式创作逾时六年。该书是1942年出生的作者迄今为止唯一的长篇，倾尽心力和积累，可谓毕其功于一役。其实这是作者之福，也是读者研究者之福。中国作家倘若都能效法陈忠实，该省却读者多少时间精力!
作者自述执笔时，于外国作家颇借鉴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于当代作家则取法柳青《创业史》、张炜《古船》和王蒙《活动变人形》。外国文学巨擘无论矣，自认学习当代作家，这在“毋友不如己者”的文化传统中十分罕见。比起柳青(还有另一位陕西前辈作家王汶石)、张炜、王蒙，无论就观念之转变、内容之充实、描写之细腻、头绪之繁多、语言之朴茂而论，陈忠实皆略无愧色，甚或后来居上。尤可称道者，全书结构首尾贯通，至于卷末而笔力不减。中国名著“莫不有始，鲜克有终”，有之，当自《白鹿原》始。
小说所述起于晚清，偶涉1949年解放初和“破四旧”、“文革”若干事件，但主要以民国为背景。读者若着眼于社会政治角度，会依次看到在“白鹿原”上演的辛亥革命、“大革命”、国共分裂与对抗、“全面抗战爆发”及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的内战直至国民党政府溃败的全过程。以往评论也确实主要注目于此，因而将《白鹿原》定位成一部反省民国史和革命史的“历史反思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这当然也有部分道理。但由于小说地点仅限于“白鹿原”及其所属的“滋水县”，不可能呈现国共两党关系的全局。与此同时，盘根错节的家族纠葛与浓郁深厚的风俗人情实际上始终醒目地占据着小说的叙述中心。
整本《白鹿原》如它所效仿的《古船》，也采取了地方志和家族史形式。作者起初甚至将该书命名为《古原》，可见他受《古船》影响之深。复杂的国家政治之“是非成败”收缩为浓郁深厚的乡土人情和犬牙交错的家族纠葛，厚积于民间地方和家族村落的复杂人性与文化习俗才是表层社会政治叙事包裹着的实际内容。陈忠实虽然也很关心在白鹿原这个“鏊子”上不停“翻烙饼”的严酷政治斗争，但不同于前辈作家柳青、王汶石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停留于此，而仅仅 以社会政治的是非善恶为起点，由表及里，进一步追问深层的人性和文化。
这主要得益于作者1982年前后亲身参与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到户的基层工作，经历了从过去几十年深信不疑的合作化集体化农业政策到个体化经营的历史逆转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冲激，在“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推动下痛苦而缓慢地从单纯以政治意识形态观察农村和农民的传统视角转换到“文化心理结构”，从而摆脱了前辈作家柳青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固执，放开手脚开掘人物的人性内容及其背后的文化蕴含。如果舍弃人性和文化，纠缠于“鏊子”之喻是否模糊了社会政治史叙述应有的价值判断，甚至争论《白鹿原》是不是一部针对现代革命历史的“翻案”之作，是否颠覆了传统固化的现代史观，如此解读法，并不适合于这部主要着眼于人性和文化的长篇。
然而一定的人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养成，并经过长期历史演变而积淀为一定的文化。任何历史舞台的前景都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人事浮沉，所谓“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在这样的历史戏剧(包括在“鏊子”上翻烙饼般的政治争斗)中就有人性和文化的耀眼闪现。社会政治生活是人性和文化相互作用的中介物，只不过这个中介转眼即逝，而人性和文化却相对恒定。因此，借社会政治叙事来探究相对恒定的人性和文化，这对文学(尤其长篇小说)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普遍性。撇开文化和人性，把文学作品仅仅当做社会政治史研究的材料，其方法论之未当，正不待烦言而解。
二
《白鹿原》塑造了白、鹿两家和其他小姓、外来户众多人物形象，有的性格稳定，有的复杂多变;有的善恶分明，有的经过一番善恶转换之后变得模糊起来。作者写人，主要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少功《文学的“根”》和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论著的文化观念，有时则听凭不为文化制约的人性的自然流露。前者视人物负载文化信息的多寡而显出性格的单一或多面，后者却突破文化拘囿，显出浑然丰满的自然人性。前者如白嘉轩等，后者似乎只有田小娥一个典型。
白嘉轩、鹿三、冷先生、白灵、鹿兆海、鹿兆鹏、田福贤，是性格稳定、善恶分明的一组人物。执掌白鹿村宗祠的“族长”白嘉轩作为核心人物被大书特书，其主要精神支柱是清醒地认识到并在所有场合始终强调，不管社会政治环境如何变幻莫测，以传统儒家的“仁义”为核心的宗法制乡村传统文化价值都必须坚守。在他看来，这不仅是最高道德原则，也是乡村社会维持繁荣稳定的保障。他殚精竭虑，修身齐家，谨言慎行，敦厚风俗，虽然读书识字不多，但遇事懂得请教关中儒学传人(也是他姐夫)“朱先生”，其行事为人都有来自朱先生儒家文化的权威依据。辛亥革命胜利后，白嘉轩没有沉浸在革故鼎新的兴奋或恍惚中，而是在朱先生指点下，迅速为白鹿村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乡规民约，以族长身份约束子弟和族人一起遵循。他从善如流，比如虽然种罂粟能获暴利，但一经朱先生晓以大义，即绝无留恋，立刻停止。他的严厉表现在毫不留情地惩治族内吸毒、聚赌和淫乱的男女，甚至拒绝接纳和周济因为情欲发动而堕落败家的长子白孝文，任其自生自灭。但他这种近乎六亲不认的严厉实际上潜藏着造福乡里或望子成龙的深厚温情。他对“海兽”一般生性活泼、献身革命的爱女白灵的感情也混合着这种严厉和温情。“交农事件”(交出农具以抗议政府横征暴敛)体现了他“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精神，不舍昼夜不辞劳苦力耕务农精打细算的一生则凸显了他“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品格，虽然当不起鲁迅所谓“中国的脊梁”的称号，但确实为一方民众所仰戴。在“白鹿原”变成“鏊子”而忍受着不同政治力量拉锯式争斗的悲惨岁月，他不偏不袒，恪守中立，始终以家族文化和乡村人情为本位，以诚信良善为信仰依归。他佝偻的身躯蕴涵着中国乡村以儒家理想为根基的家族文化强大的自信心和生命力。
和白嘉轩相比，朱先生更多传奇化、概念化和象征化色彩。朱先生谙熟儒学理论，白嘉轩则身体力行。这二人一表一里，共同构成了白鹿原儒家文化的中流砥柱。此外，白嘉轩的“义仆”鹿三、面冷心热的亲家冷先生、叛逆的女儿白灵，都是为了塑造白嘉轩而设置的陪衬，和其他次要人物(如国民革命军军官鹿兆海、中共地下党领袖鹿兆鹏、心狠手辣的“总乡约”田福贤)一样，总体上都善恶分明，前后性格变化不大。
性格复杂、人性模糊的是鹿子霖、黑娃与白孝文三人。《白鹿原》严格遵循柳青式的“人物角度”，作者尽量隐藏在人物背后，由人物依照各自性格逻辑说话行事，因此全书叙事力求客观冷静。人物的是非好恶不代表作者的观点立场，人物各行其是，呈现出“复调”的关系，作者也尽量不偏不袒。尽管如此，作者对黑娃还是寄予了更多同情，因此黑娃的性格在这三人之中相对比较鲜明，然而这也并不影响作者探索其人性的复杂。这位争强好胜自尊敏感的长工的儿子在“大革命”中加入“农协”，带领穷人在白鹿原上掀起一场“风搅雪”，失败后有家难归，只好落草为寇。他出身卑贱，但为了爱情敢做敢当，不惜与家庭、宗族乃至全村疏远，和所爱者田小娥住在村头破窑里孤苦过活。小蛾因生活所迫和自然人性的需求而先后与多位男人有染，但黑娃并不嫌弃她，不将责任推到弱女子身上，依然对小娥有情有义，眷恋不舍，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回村接济她。田小娥被害，他更是悲愤欲绝，发誓不再踏入白鹿村一步。他虽然出于自尊并为了报复白嘉轩对田小娥的族规惩治，命令手下打折了白嘉轩腰杆，在土匪生涯中也表现得特别凶狠，但毕竟本性善良，爱憎分明，所以下山之后， 一心“学为好人”，竟然出人意料成了朱先生最得意的关门弟子。尽管他已大彻大悟，却仍然无法从复杂诡秘的政治舞台轻易脱身，只能力求做到诚实无欺，无论对收留他的土匪头子“大拇指”、国民政府保安队，还是对后来归顺的共产党，他都肝胆相照，俯仰无愧，最终也因此被人构陷，冤沉海底。黑娃父亲鹿三是白嘉轩的 “义仆”，始终被这个“义”字囚禁着无法舒展，黑娃则以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将“义”字书写得酣畅淋漓。
如果说作者毫不掩饰地给予黑娃以同情和赞赏，对鹿子霖则充满鞭挞和憎恶，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同样未能做到完全的冷静客观。鹿子霖父亲一开始也想将爱子培养成白嘉轩式人物，无奈鹿家祖上“勺勺客”用“尻子”立业，根基不正，这就注定了鹿子霖的人生道路最终和白嘉轩迥然不同。鹿子霖藐视白嘉轩视为生命的儒家伦理，惯于损人利己，又喜欢“吃官饭”，染上官场恶习，逐渐由迟钝变狡猾，由犹豫变坚定，起初“面慈心软”，后来日益歹毒，种种忍心害理之举甚至超过“总乡约”田福贤。他又天性好色，不择手段不知羞耻到处渔色。他对田小娥表面上爱惜呵护，实际从一开始就是趁人之危，以挽救黑娃为名欺骗田小娥。他将包括田小娥在内的所有女性都仅仅作为泄欲工具。不仅如此，还自以为身份尊贵，道德高尚，在心里鄙弃小娥，大言不惭地声明他们“不在一杆秤杆上排着!”因此他才会利用正打得火热的田小娥去色诱白孝文，以求在精神上击垮对手白嘉轩。鹿三杀死儿媳妇田小娥之前，鹿子霖已经起了杀田小娥以灭口的念头。他和女性交往表面上总是情深意长，正如他在政治舞台上偶尔也会讲究一点方圆规矩，似乎与田福贤们有所不同，这就使他的丑恶与肮脏蒙上一层伪装而富于欺骗性。
白孝文性格发展更跌宕多姿。在白嘉轩精心培养他做未来族长时，白孝文俨然就是一个未来族长，而当田小娥在鹿子霖指使下投怀送抱时，他的道德堤防顷刻崩溃。但白孝文并没有一败涂地。表面上他已经甘心沦为众人所不齿的败家子、色鬼、瘾君子、乞丐，破罐子破摔，放荡不羁，但这只是心高气傲的一种扭曲的表现，实际上还是想伺机自救，所以县保安队用人的机会从天而降时，他就毫不犹豫接受了。复活之后的白孝文并不像鹿子霖那样依然故我，而是洗心革面，城府转深，立志走一条完全不同的“新路”。这条“新路”和白嘉轩的期望背道而驰。白嘉轩先后接待了“浪子回头”的白孝文和黑娃回白鹿原祭祖，备受冲击的心理结构渐趋稳定，自信地说白鹿村任何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但他不知道白孝文的归来祭拜，目的乃是为了告别;白孝文此时已经坚信，谁要是走不出白鹿原，就一辈子没出息。 “白孝文清醒地发现，这些复活的情愫仅仅只能引发怀旧的兴致，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了，它还是更喜欢跳上墙头跃上柴禾垛顶引颈鸣唱”，这是作者本人最得意的一笔。 白孝文也曾对田小娥的死表示过痛惜，但他四处乞讨、企图翻身时，并没把寒窑中孤苦伶仃的田小娥放在心里。人死之后的怜惜与其说是良心发现，不如说是顾影自怜，或者是惋惜一个可心的女子不再为重新风光的自己继续占有。作者写白孝文最惊人的一笔还不是他荣归故里、从失败的鹿子霖手里昂然购回当年落难时卖出去的门楼、在一度唾弃他的父亲白嘉轩和白鹿村人面前扬眉吐气，而是写他如何狡黠地向贺龙所部冒领黑娃的功劳，并阴险地构陷黑娃，借不明真相的新政府之手置黑娃于死地而后快。如果说白孝文因田小娥的引诱从族长位置滚落，使儒家文化在原始人性面前溃不成军，那么他后来的见风使舵与心狠手辣，则是混同于民间政治厚黑学而乱中取胜。从人性角度看，这是更大的失败与堕落。白孝文的堕落，如同白灵、鹿兆海、鹿兆鹏的献身革命，异曲同工，都象征着白嘉轩、朱先生所坚守的儒家文化后继乏人。
三
田小娥与上述几位都不相同。这是《白鹿原》中极富争议的人物，其最受诟病之点主要在于全无“贞节”、有亏“妇德”：做“武举”小妾时与长工黑娃私通;与黑娃成亲后，因黑娃做了土匪不敢回家，慢慢依附于趁火打劫的长辈鹿子霖;与鹿子霖打得火热时，甘愿受其指使“色诱”白孝文，后来竟然爱上了白孝文而疏远憎恶起鹿子霖来。无论站在旧道德还是新道德的立场，田小娥似乎都罪不可赦。
但仔细分析起来，她又并非全无可恕之处。“武举”是靠金钱强霸她来采阴补阳，她有理由“背叛”而与黑娃相爱。公公鹿三始终不认她做儿媳妇，黑娃落草为寇，有家难回，她孤苦无依，又亲眼目睹亲身经受了反攻倒算的“民团”的凶残，加上鹿子霖软硬兼施，她只好姑且以鹿为靠山，在恐惧屈辱中得到一点可怜的生存的欢欣。她引诱白孝文之后发现这个未来的族长因道德压力变得性无能，非但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同情起来，认为“他确实是个干不了坏事的好人”。尤其得知白孝文因她而饱受白嘉轩族规惩罚时，竟浑然忘记了当初白孝文把她当“淫妇”残酷毒打的事，反而“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地害了一回人啦!”她就这样渐渐爱上了白孝文。不管哪个男人，但凡给她一点“爱”，她就万分感激，加倍回报。但除了身体，她用以回报的资本实在有限。她甚至拿出不知哪里得来的一点烟土来“孝敬”白孝文，这虽然在事实上令白孝文更快速地堕落败家，而在见识不广的田小娥自己，却是一种爱的表达。
田小娥的全无“贞节”，不是因为她奇淫无比，天性祸害男人，而是她所身处的男权中心社会根本不允许她保持“贞节”，反复以她无法抗拒的威势残酷地剥夺她的“贞节”。她并非像《金瓶梅》中的潘金莲那样被害之后反过来也来害人，倒是经常天良发现，以德报怨。她的所作所为多半乃是出于生存的无奈而非欲壑难填。陈忠实写田小娥，完全抛开了写其他人物时严格遵循的文化视角，一任田小娥的自然人性无辜地流淌出来，所以田小娥和《白鹿原》中任何一个人物都迥然不同。她恰似一面镜子，先后照见黑娃的善良与倔强，照见白嘉轩和鹿三基于儒家文化伦理中“女人祸水论”的偏激、愚昧与残忍，照见白孝文混合着真情的虚伪，照见鹿子霖 灵魂和身体的邪恶与肮脏，照见早先利用小娥“吃泡枣”和采阴补阳的“武举”以及首肯此事的正房太太的丑陋与自私，照见她的穷秀才父亲的面子文化，某种程度上甚至也照见了貌似客观冷静的叙述者面对这个不幸的女人时经常陷入的情感与价值判断的游移暧昧。
作者自述他在查阅地方志时，被数不清的“贞妇烈女传”激起灵感，刻意反过来写一写被“贞妇烈女传”肆意歪曲的平凡女子的真实命运。但我以为，就人物性格及其结构关系来说，田小娥之与黑娃、鹿子霖、鹿三，更像脱胎于《创业史》中素芬之与丈夫拴拴、梁生宝、富农姚士杰和公公“直杠老二” 的关系。拴拴爸爸“直杠老二”生前把儿媳妇素芳“简直没当人”，但冥顽不化的公公一死，哭得最伤心的反而是素芳，这就好像鹿三虽然始终不认田小娥做儿媳妇，拒绝黑娃和小娥进家门，甚至在“女人祸水论”的驱使下理直气壮也极其残忍地杀害了小娥，但小娥临死前还是扭过头来，疑惑不解地喊了鹿三一声“大”(爸爸)，这就很像素芳对“直杠老二”的以德报怨。拴拴是凡事听父亲摆布的平庸孝子，跟素芳夫妻感情淡漠，而“蛤蟆滩曾经传播过生宝和这女人的流言风语”，大英雄梁生宝和拴拴的组合才是素芳理想的丈夫。梁生宝+拴拴，相当于一个黑娃。在和梁生宝的关系上，素芳与田小娥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她只是在心里爱慕梁生宝而不敢像田小娥那样大胆地与所爱者私通结合。鹿子霖的身份地位和人格个性活脱脱就是姚士杰转世，他趁火打劫诱奸了田小娥，恰似姚士杰欺负善良胆小、不敢声张叫屈的素芳。素芳得不到丈夫关爱，对姚士杰的淫行既憎恶又有所留恋，这也正如田小娥对待鹿子霖的态度。连鹿子霖祖上“勺勺客”丑陋的发家史也和姚士杰父亲“铁爪子”富成老大不可告人的“创业史”如出一辙。田小娥与黑娃、鹿三、鹿子霖的关系，跟素芳与拴拴+梁生宝、“直杠老二”、姚士杰的关系，真是如合符节。
当然也有不同，这不仅表现在陈忠实添加了“武举”和白孝文两位与田小娥的关系，更在于他写田小娥时，索性将柳青笔下的素芳基本上处于压抑状态的自然人性完全释放出来，让它得到充分展露。当然，柳青在《创业史》第二部(上)中极写素芳令众人大惑不解地为“直杠老二”撕心裂肺痛哭一场，或许也是为了弥补他在描写素芳的自然人性时过度节制所留下的遗憾。在深刻洞悉和大胆表现人性奥秘这一点上，陈忠实和柳青后先辉映，一脉相承。田小娥在《白鹿原》整本书中的分量因此一点不比白嘉轩、朱先生和鹿子霖等人轻多少。这是一个备受争议、难以一言以蔽之但无疑值得谅解和同情的文学中罕见的复杂而浑然的女性人物形象。
在田小娥的形象塑造上，一如在厚实的生活积累、丰富的民间生活语言的汲取和提炼方面，陈忠实均无愧于“柳青传统”的集大成者，甚至踵事增华，度越前修。而一个孤苦无告、受尽凌辱、死后还备受唾弃的田小娥就足以颠覆《白鹿原》全书苦心孤诣营造的“仁义白鹿村”的儒家文化氛围。
四
除了田小娥、黑娃、白孝文、鹿子霖，《白鹿原》中大部分人物性格稳定鲜明，并不难把握。作者显示艺术功力的地方主要不在人物个性和心理的挖掘，而在于对人物命运的准确追蹑，对方言土语和现代汉语共通书面语的娴熟运用与恰如其分的融合，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切体认，尤其是对传统宗法制乡村社会面临崩溃而新的乡村文化尚未建立的转型期中国乡土文化形态的全景描绘。虽然陈忠实服膺“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但除了少数几个主要人物，大量次要人物都只是为了铺排事件而设置起来。全书篇幅巨大，大量穿插性次要人物散落于应接不暇的事件中，因此很难首尾呼应，捏成一个有机生命整体，这就像鲁迅分析《儒林外史》人物描写与事件铺排时所说的那样，“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作者用于事件铺排的功夫远远超过人物塑造，因此造成“事件大于人物”的局面。换言之，情节发展经常只是为了铺排事件，而不是为了追蹑人物心理和性格合乎逻辑的演化。
事件得不到人物支撑，人物沉浮于叙事之流，这就益发使事件的铺排显得过于臃肿堆垛，有时甚至缺乏充分的逻辑性和先后呼应。比如开篇头一句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接下来逐个讲述白嘉轩迎娶七房女人的详细经过，但读者一点也看不到白嘉轩的“豪壮”，而只见他的万般痛心、委屈、懊恼、恐惧和心灰意冷。这就产生了情理逻辑的矛盾，使原本类似浩然《艳阳天》“肖长春没了媳妇，三年还没续上”那个著名的开头失去了“覆压”全篇的气势，显得不伦不类。再如整个第四章，先后讲述白嘉轩种鸦片得钱起房子，白鹿村人竞起仿效连种三年，朱先生出来干涉，大家从善如流，不久换了县令，全村又继续种鸦片，接着又写白嘉轩喜得贵子，筑坟，因为买李寡妇地而与鹿子霖打斗，朱先生出面和解，跟着又插叙一大段白鹿村人“种土”细节。这许多事件的铺排彼此见不出蝉联递进的逻辑关系，甚至完全不合逻辑。朱先生为何不在白嘉轩第一年种鸦片时就出面制止?若说他是故意让白鹿村人先赚点钱再说，那也不符合朱先生性格。而且新县令允许种鸦片之后，朱先生为何就不再据理力争?白鹿村人既然以“仁义”著称，既然在朱先生第一次劝说之后就从善如流，放弃“种土”，为何改了县令，又故伎重演?类似这样缺乏逻辑、过于堆垛的现象在小说中还有多处。此外，黑娃为何宁可冒着生命危险暗中接济田小娥，却始终不把田小娥接上山共享清福，也是一个破绽，因为书中并未明确交待土匪头子“大拇指”不允许二当家的黑娃接田小娥上山。或许田小娥一走，许多事件就没法铺排了?作者从地方志获得大量材料，如若不用，会感到十分可惜。但这样一来，过于丰茂的事件铺排也就很容易割裂和淹没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
但作者大量铺排事件，除了“补史之阙”，主要还是为了呈现自己在这些事件中把握到的文化。“事件大于人”本质上是“文化大于人”。这是以家族史和地方志为根基的小说《白鹿原》必然具有的特征，也是作者受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寻根热”影响的结果。只不过“寻根热”过去多年之后，陈忠实还继续“寻根”，而且比任何一位“寻根”作者都更深地沉浸到他的文化根基里去了。陈忠实本人对这点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名著中张飞、诸葛亮、曹操、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孙悟空、猪八戒和鲁迅的阿Q、孔乙己这些典型人物已经“把中国人的性格类型概括完了”，在这之后他“不敢妄想‘典型性’”了，只想在坚持柳青式“人物角度”写法前提下尽量开掘人物所背负的“文化心理结构”，尽量写出“文化心理结构”动摇和复归过程中人物情感世界的震荡。质言之，写人物，目的是写文化。
说到《白鹿原》所展现的中国乡村文化，占据中心和前景的无疑是白嘉轩、朱先生及其八位纂修县志的同道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朱先生以“关中儒学”末代传人自居，扬言“南国多才子，南国无学问”，足见其在儒学修养上的自负。但他县志修讫无力出版，乡学屡兴屡废，从“白鹿书院”出去的学生都选择了和他的愿望背道而驰的道路，他和八位同道投笔从戎未果，几乎演成一场闹剧，这都说明他们和孔子一样，结局必然也是“吾道穷矣”。
其实朱先生也并非“醇儒”。他虽然雷打不动坚持“晨读”，恪守儒家“学为好人”的教训，模仿孔子春秋笔法，试图通过县志纂修而令“乱臣贼子惧”，甚至还亲手推倒“白鹿书院”不伦不类的四尊神像，但客观上村民们总把他视为“神”，逼着他“打筮问卜”，而朱先生主观上也并不拒绝与孔子之后正统儒家文化相冲突的那些阴阳占卜、风水堪舆、拆字算命之类民间道教的“怪力乱神”。他年轻时仅仅看到朱白氏的眼睛便决定娶她为妻，其中就大有“玄机”。他多次为白嘉轩、白赵氏等解梦占卜，且相当灵验。他还主动为白灵看相，又从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党旗来预测国共之争的胜负，以此作为生前最后一卦。他经常未卜先知，能预知自己的死期，艺术化地从容安排后事。临死之前偷偷在墓碑和陪葬砖石上所刻的文字甚至准确无误地预言了二十多年后“破四旧”和“文革”。作为一代大儒，朱先生固然不同于鲁迅所谓“无特操”的历代“名儒”，但他兼收并蓄了道教、佛家、原始巫鬼崇拜以及其他种种民间俗神的信仰，思想言行异常驳杂。由于作者对这个人物特别推崇，虽然多少画出了传统“名儒”的风采，但过于传奇化、概念化、象征化乃至神秘化的渲染也使得朱先生近乎《三国演义》作者笔下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
朱先生尚且如此，在理论上始终仰仗朱先生的儒家文化践行者白嘉轩就更加驳杂不纯了。他的家族意识，女人祸水论，他与鹿三之间恪守传统的主仆之“义”，他坚守白家世代相传的“立家立身的纲纪”，他建宗祠，立乡约，兴私塾，约束子弟，固然都显示了儒家文化精神。小说恭敬地全文照录出于宋儒吕大临之手的中国第一份《乡约》，并且几乎就将白嘉轩写成了这份《乡约》的肉身化代表。但是，小说一开就写白嘉轩处心积虑骗取鹿子霖家的风水宝地，先请朱先生破解“白鹿重现”之谜，再请阴阳先生帮他迁祖坟，以此“禳灾”，这就逸出孔孟以后强调“修齐治平”的德行功业而尽量摒除“怪力乱神”的正统儒家文化准则之外了，而对于他一向不齿的鹿子霖和整个鹿家，也有悖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
白嘉轩带领族人在关帝庙“祈雨”一节写得尤其惊心动魄。众人祈求不应，白嘉轩乃以族长身份亲自出马，虽是佝偻之躯，却神奇地跃上供桌，双手抓住刚出炉的铁铧在头顶舞摆三匝，然后用烧得红亮亮的钢钎穿透左右腮，在锣鼓、铳子、男人们疯癫般“关老爷，菩萨心;黑乌梢，现真身，清风细雨救黎民”的“吼诵”声中真的化为“西海乌梢蛇”，同样疯癫般念咒降神，之后又被村民们抬着，翻山越岭来到黑龙潭，向“西海龙王”求雨。
按“祈雨”之习源于上古，《吕氏春秋》说：“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 人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礳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祷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淮南子》则记曰：“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 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文选》李善注引《淮南子》则说商汤“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荀子》《尸子》《说苑》《帝王世纪》等书都有类似记载，郑振铎先生认为这并非“荒唐不经的神话而已”“愈是野蛮的似若不可信的，倒愈是近于真实”。后来这种由部落首领或帝王以一人为罪身和“牺牲”向上天祈求的古风渐渐变为道教方术，仪式也趋于繁杂怪异。《白鹿原》描写的向关帝、西海龙王祈雨，显然是后世民间道教之所造作，不复有“祷于桑林”的上古遗风了。
与“祈雨”前后呼应的还有白嘉轩镇压田小娥冤魂一节。他先是请来“驱鬼除邪的法官”驱赶田小娥附在“义仆”鹿三身上的冤魂，焚烧她的骨殖使其魂魄无所归依，最后采取朱先生的“构思设计”，以“六棱砖塔”镇压田小娥冤魂所化之厉鬼，“六棱塔喻示着白鹿原东南西北和天上地下六个方位：塔身东面雕刻着一轮太阳，塔身西面对刻着一轮月牙，取‘日月正气’的意喻;塔身的南面和北面刻着两只憨态可掬的白鹿，取自白鹿原相传已久的传说”。白嘉轩根据“女人祸水论”毫不顾念田小娥的死，甚至安慰凶手鹿三说：“这号人死一个死十个也不值得后悔”，浑然忘记儒家还有“仁者爱人”和“恻隐之心”。他最后竟以佛道杂糅而以道教为主导的宝塔镇妖孽的方式来收拾被田小娥冤魂搅得一片混乱的局面，这完全背离了儒家思想。小说开头写白嘉轩发现第七个妻子仙草新婚之夜腰上绑着六个桃木棒槌，觉得十分荒唐，嗤之以鼻，其实这六个辟邪的桃木棒槌也是道教“法师”所赐。不管仙草娘家所请的“法师”和白嘉轩后来为鹿三辟邪所请的“法师”是否同一个，白嘉轩作为儒家伦理文化践行者思想深处的道教文化因素总算是暴露无遗了。
白嘉轩上述种种行为都浸染了可以直接收入道教囊中的民间“俗神”崇拜，所以白嘉轩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之所以显得混杂多面，并非其思想个性丰富复杂使然，乃因作者让他的人物负载了以儒教为外衣而以佛道(主要是道教)为内核的极其混杂的文化信息。“文化大于人”的特点在白嘉轩的形象塑造上尤其明显。
儒、佛、道三家历来分合无定，而道教不断吸取儒、佛两家思想，同时儒、佛两家也严重道教化了，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三教合一”，主要还是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道教取胜。比如在命运观上，佛教基本属于命定论，儒家也讲“尽人事以待天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存顺莫殁宁，唯独道教相信人力可以扭转命运，“性命双修”的信仰和花样繁多的“炼养”之法就是最好的证据。恰恰在这方面，中国的儒、佛两家实际上也会偷偷向道教看齐，正如鲁迅所说：“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 ‘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花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鲁迅所言几乎原封不动发生在白嘉轩身上，差别只是男女角色相反，不是女克夫，而是男克妻罢了;至于所用的“禳解”之法，则如出一辙。
作者初衷是要将白嘉轩塑造成“仁义白鹿村”的灵魂，具体来说，就是流传近千年一部儒家《乡约》的肉身化代表。他为白嘉轩儒家文化精神的张扬击节赞叹，也为儒家文化精神在白嘉轩的时代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扼腕叹息。《白鹿原》实际就是写一部儒家《乡约》及其肉身化体现者白嘉轩的命运浮沉，所以作者后来如此形容白嘉轩在整部书中的地位：“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但在白嘉轩的儒家文化心理结构中，竟然杂糅着那么丰富的道教文化因素，这恐怕是作者本人始料未及的罢。”
《白鹿原》原型是陈忠实故乡陕西省西安市东南郊灞桥区，刘邦曾屯兵“灞上”，唐朝诗人反复吟诵“灞陵”(汉孝文帝刘恒陵寝)，历史上属周、秦故土，又是汉唐两代京畿繁华之地，儒、道、佛文化均有深厚遗留。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周公“治礼作乐”终生敬仰，而《诗经》(全部为周诗)所展示的真实的周代文化远比孔子之后正统儒家的想象更其丰富多彩。秦汉之际本于《周易》和《老子》的谶纬之术和道家方技杂然并存，汉武帝一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本人秉承秦始皇求长生的宏愿而更加信赖道流，之后佛法传入，益显驳杂，所谓“独尊儒术”只是政治上一句口号，实际操作和生活信仰仍以道教为主。《三国志•魏志•张既传》记张既“从征张鲁，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陈寅恪先生据此认为建安之世，“曹操实有徙张鲁徒众于长安及三辅之事”，而“世守天师道之信仰”的“米贼余党”就大量附籍于长安及其郊县，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道教势力。“八仙”和全真教“北五祖”许多就出自关中地区(比如王重阳即生于咸阳大魏村)。唐代奉道教为国教，宋代道教势力益张，真宗、徽宗和高宗皆信之入迷，大儒周敦颐、邵雍、朱熹等不同程度也侵入道教。自唐之后，终南山即为修道隐居圣所，周秦故地深染道教之习毫不足怪。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小说《白鹿原》不啻为此下一注脚。
五
《白鹿原》另一可注意之点，是作者对于和“身体”有关的性、暴力和污秽场面的描写太过密集。
小说一开头，即逐一描写白嘉轩与六个被他所克的前妻举行洞房花烛夜的全部细节。此外，写白赵氏全面监管孙子白孝文和孙媳妇的房事，写小娥先后与“武举”、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的性事，写鹿子霖与儿媳妇之间的性诱惑与性抵御，写鹿子霖儿媳妇(“冷先生”女儿)因为对公公的性幻想而发狂，写孝义不育，白嘉轩安排鹿三不懂事的小儿子兔娃给儿媳妇受胎，写白鹿原附近乡里“棒槌会”风俗，写朱先生死后两个儿媳妇看到公公硕大的生殖器时的感想，无微不至，全无避讳。
暴力描写方面，作者先是刻意强调黑娃与生俱来的暴力倾向，然后详细描写黑娃的农协如何“铡”淫邪的“碗客”与“大和尚”;写民团如何报复农协，将与农协有关的人逐一从高杆上“墩”下来，轻则伤残，重则血肉模糊;写土匪头子“大拇指”做木匠学徒时如何替死去的恋人小翠报仇，接连屠戮小翠的前夫和造谣生事的二师兄;写朱先生如何在为鹿兆海举行丧葬仪式时当众焚烧兆海历经百战收集来的四十三个鬼子的头发;写“总乡约”田福贤如何指使民团挑开怪人“白兴手”连在一起的手指;写白嘉轩如何指挥众人在祠堂里按族规逐个用缀满钩刺的鞭子抽打半裸的小娥。这一切暴力场面的描写都无所不用其极。
不仅性和暴力的描写频频“越轨”，《白鹿原》的秽恶场面也远远超出所有同类题材的作品。其中，写小娥死后，包括白嘉轩、鹿子霖在内的白鹿村村民们如何一波又一波到小娥和黑娃的村口土窑去观看裸死的小娥被“蛆虫会餐”的身体，写黑娃如何观看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的小娥和她的依然美丽的牙齿，写瘟疫期间白鹿村人如何一个接一个“两头放花”，上吐下泻。所有这些描写无疑超过了任何西方自然主义的作品，作者似乎必欲抵达详细真切的效果才肯罢休，往往到了挑战读者心理和感官承受力的程度。《白鹿原》开头写白鹿村人如何传说白嘉轩那活儿长着毒钩，最后写鹿子霖如何在解放军公审大会上屎尿横流，以及鹿子霖女人鹿贺氏发现丈夫死的时候“刚穿上身的棉裤里屎尿结成黄蜡蜡的冰块”， 可谓以污秽描写始，又以污秽描写终，始终一贯。
如何评价陈忠实的这些描写是一回事，而如何理解以陈忠实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何以完全抛弃中国文学的含蓄传统，如此不知避讳地展览与身体有关的性、暴力和污秽，发扬光大了中国文学本来就有的与含蓄恰恰相反的过度暴露的传统，则是另一回事。
这里只想指出，以道教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身体固有一种“前现代”和“前科学”的谙熟，或许与此有关。不妨再引鲁迅一段话：
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得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省略号为作者加)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
鲁迅
鲁迅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些故事，“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痊愈的”。正因为有这种令鲁迅也“不得不吃惊”的对于身体的奇特的谙熟，中国文学传统上一方面尽量含蓄地不写身体，一方面又毫无节制地大写特写。陈忠实及其志趣相投的许多当代中国作家继承的无疑是中国文学这一种全无含蓄乃至过度暴露的传统。
《魏书•释老志》记寇谦之：“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幽诚上达，有仙人成公兴……(省略号为作者加，此处省去一些文字，下同)谓谦之曰‘……当有人将药来，得但食之，莫为疑怪’。寻有人将药而至，皆是毒虫臭恶之物，谦之大惧出走。兴还问状，谦之具对，兴叹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是以秽物治病成仙，乃道教悠久传统。宋人吴淑《江淮异人录》也记道士令病人“‘食少不洁，可以解’及疾危困，复劝之。病人有难色……谕之曰：‘事急矣，何难于此?吾为汝先尝之。’乃取啖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立愈”。白嘉轩用粪便惩治族中偷吸鸦片的青年，冀以猛药戒除恶习，此法也有甚深的道教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