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舍，女，维吾尔族，上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鲁迅文学院两届高研班学员。出版长篇历史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白蝴蝶，黑蝴蝶》《撞痕》。三次获《民族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谁》获《十月》文学奖、小说《左耳》获《朔方》文学奖。
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效对接的一点看法
身为一名“70后”传统文学写作者，我得承认，对于网络文学的接触、了解和认识，是经历着一种由远观到近瞧，由不闻不问到试图去理解、去思考的过程的。之所以会有这个过程的变化，既因为作为一名作家，必须面对生活和时代的现场，必须对这个现场中所发生的变革有所关注有所思考。更因为，这个已被称之为网络信息时代的生活现场，在你没有来得及有所反应的时候，已经影响了你的生活与写作，甚至影响了你对文学的一贯认知，促使你更换一种角度和视野，对文学的使命，乃至作家的社会使命进行一番再思省和再确认。这个变革是巨大的，表面上看，它是技术的变革，但是带来并拥趸这个技术变革的，则是技术后面的人，是人的新观念、新欲求，以及由此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想网络文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而且随着网络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提升和转变，网络文学已经从最初的文学现象，演变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影响力巨大的书写方式。这种影响巨大的书写方式里，所包含的，正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写作的文学诉求和文学价值观。
意识到这些问题也是近两年的事情，但至今我也未能对网络文学将会给文学写作带来什么样的变革，有过一个稍稍确定的结论或者清晰的预见，因为它们正在发生、正在演变，且速度飞快。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只能承认，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文学写作的变革——这一现实确实在冲击着我脑海中的一些固有的观念，但却未能足够使我相信并完全接纳，所以，目前的我，只能以一种将信将疑的目光去思考它们，同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试着去理解和认知它们。我真诚地认为，这些粗浅的认知只是提供了一位传统文学写作者对网络文学的认知角度，而非对它的界定或者定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粗浅的认知还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希望得到解惑的诉求。
在谈论如何实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对接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性。了解各自的特质，然后才能确定二者的对接能够在哪些因素上有效展开。
中国的汉语网络文学进入公共视域是在1997年以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其“野蛮生长”的态势再也无法让人做视而不见状，其中最为令人咋舌的成效便是：写作者的巨大经济利润和忠诚庞大的读者粉丝群。在这两个方面，传统文学写作目前无法望其项背。
眼下，尽管传统或者精英阵营对网络文学的批评与诟病仍然大量存在，但是，网络时代的网络文学再也不是一种能够被边缘的文学样式，再也不是可以被忽略的写作方式。因为，从其自身所体现出来的写作观、写作态度来看，它已经成为与传统文学相平行的一种新的文学观和文学态度，而在这种文学观和文学态度之下，是网络文学写作者及其庞大的粉丝群所拥有的另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网络时代价值多元、认知多元的一种显现。如果再往深里探究，网络文学还预示着可能会重建一种人性秩序和物种秩序的可能性。
说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认识网络文学的概念与本质，以及它与传统文学的根本分野在哪里入手。
什么是网络文学？专业研究领域多有分歧，因此也未给出一个确定不二的概念。欧阳友权先生在他的《网络文学行进中的四大动势》一文中，梳理了中国网络文学基本呈现出的三种形态：一是传统文学的网络化，借助网络传播技术，许多传统的纸介质文学名著和印刷文本经过数字化处理后，得以在网上广为传播；二是新型的网络原创文学，即用电脑创作，在网上首发，具有鲜明网络语言特点的原创性文学作品；三是利用电脑多媒体技术和internet交互作用创作的超文本，以及借助特定电脑软件自动生成的“机器之作”。
我个人认为第二和第三种形态的网络文本，更接近网络文学的本质。因为第一种形态是传统文学写作者目前都不能回避的传播方式，它只是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传播方式，而没有动摇其文本所包含的艺术诉求和文学观。
对比自己作为一名传统文学写作者的写作经验，同时参阅国内几位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再加上对网络文学的少量阅读，我对网络文学有了以下一些体会与认识：
第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最大的分野在于它的网络性。网络使写作成为一种开放式和分享式的写作。比如，“起点中文网”上有为正在创作的网文专门设制的“作品讨论区”，在一篇题为《乱仙》的连载文章下，有粉丝写下这样的意见：“‘无常’应该是地府的公职人员吧，难道没有规则要遵守吗？”“不想看这次再死人了，凭什么有钱有势的要活了，其他平常人要死了。”我相信，作者在看到这样合理的意见之后，一定会在未来的章节中注意类似故事情节。而这些意见，难道不具有文学性，或者不是一种时代的诉求，不是一种呼吁平等的世界观吗？
回想自身的写作，这种读者参与写作或者说影响写作的方式我也经历过。那时候大概是2003年，新世纪之初，正是国内文学网站蓬勃兴起的时期，“新小说”“新散文”“左岸”等文学网站聚集了一大批“60后”、“70后”和少数的“80后”文学写作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当下文坛的一线作家。因为身在其中，所以我感触极深，并且尤其感谢那两年在“论坛”上进进出出的时光，因为正是经过那一番在网络上积极发文、热心阅读、真诚参与评论的历练，我的阅读与写作有幸获得了快速的成长。此番体验，我想当年参与其中的作家不在少数。而之所以会有快速成长，必然是与进行直接的“作品讨论”分不开的。当然，那时候的“论坛讨论”还是与现在网络文学的“作品讨论”不一样，区别在于，当时的“论坛讨论”的参与者还是限于圈子里的写作者，而不是像现在参与网络文学作品讨论的粉丝——他们是更纯粹也更广大的读者。也就是说，网络文学的写作与传播，已经不用经过“能否发表在期刊和出书”这一环节，已经无需专业认可与评论，而是直接面对读者和进入市场。难说这种“直接面对读者和进入市场”的网络写作和传播方式，会将文学写作推入一种怎样的天地，或者将在未来导致一种怎样的文学生态。因此，现在对其做出好与坏、对与错的评价，都显得为时过早。
另外，网络文学所具备的网络性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文本的“超文本”形式。对于这个“超文本”，我有一个无法避免的想象，那就是，这种网络“超文本”可以通过它一重又一重的链接功能，将原本以文字语言为载体的文本，扩充为包容文字、影像、声音等多重载体的复合文本。而这种复合文本，不管传统文学愿不愿意承认它，它都可能已经在出现了。到了那时候，我们对“文学”的概念界定，不管被动还是主动，则必将为之而改变。
我的第二个体会和认识是：网络文学写作给传统文学写作带来的挑战性。
刚才说到网络文学写作是开放式和分享式的写作，传统文学与此完全相反。传统文学的写作者，即使在写作中间或者完成之后，有可能听取他人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但总的写作形态是封闭性质的。绝大多数传统文学作家，在作品完成之前，可能连说都不愿意说自己的创作，因为我们怕别人的思维打破了自己的设计，担心他人的意见会扰乱自己的认知世界和表达世界。那么，网络文学作者这种直接取悦作者的创作态度，之于文学的文学性的贡献在哪里呢？他们对文学性有无一个确定的追求，或者自我的定义呢？
我想，这就是我所指的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挑战性，它让我们再次审视我们对文学性与经典性的认知。如：什么样的写作可以算作文学？ 什么是“好文学”？文学性的具体表现是否永远是固定的？再如：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是平行的两种文学样式，为什么不可以有独属于自身的文学性与经典样式？
这些疑惑都在挑战从传统文学那一边确立起来的文学性和价值观。而这种质疑也并不是虚妄的，因为，即使是传统文学的坚守者，我们也不能说，经典一定是这样的，一定不会因为新时代的来临而增加新的内容。
观察现在网络中的红文，面对那些排行榜中的佼佼者，我们如果只用一句“它们是一些速朽的泡沫”来反驳，未免有些粗率。因为，谁又能否认，现今的传统文学里面，不也存在着大量的速朽的泡沫呢？
而更为关键的挑战是，网络文学的文学观所透露出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站在传统文学这一边的人的认知世界有极大的冲击性，甚至是破坏性的：它放弃对现实人生的“重”的承担和改善的愿意，它降下来，来到人们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经验与欲望深处，在那里找到使人们狂欢和忘记时间与重力的方式。这股力量太强大了，它冲击着我们被传统文化熏陶和建立起来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最令人不能忽视的正是这一点：数量巨大的读者拒绝不了它的这种“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一点，正好是当下国人的生存和精神处境，正好是无论哪一种写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学书写与文学阅读，将通过一种怎样的有效互动，才能彼此促进，共同成长？
当然，网络文学目前所呈现出的这些特征，仍然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受到内因与外因的影响，不仅现今评论体系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连它自身恐怕也无法断定。但是我相信，它在发展中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同时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学发展方向。
在了解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基本形态与基本特征之后，再谈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对接，就会对“对接”二字所意味的差异性与碰撞予以思考和选择。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虽然写作者身份由汉族作家转换成多民族作家，但其网络文学的形态与特征，仍然包涵在中国网络文学的大范式里。
当然，在网络时代，少数民族文学不可能回避网络文学，也从没有回避过网络文学，并且随着中国网络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的步伐，一直行至今日。从1999年开始，各个民族的民族文学网站相继建立，少数民族文学随着网络平台的传播得以发现、培养了更多写作者，文学作品的数量与质量均有所提升。不可否认，少数民族文学，借助网络时代传播工具的改革，得到了迅速成长。在当下，不管哪个民族的传统文学作家，几乎每一个都在多多少少地使用网络传播自己的作品，但无论借助哪一种网络平台，它仍然是传统文学，因为它拥有着传统文学的文学观，以及支配这种文学观后面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那么，说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如何实现有效对接，对此问题，我的看法是：当我们考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时候，要把网络化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和真正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区分开来，因为二者目前的文学观、价值观有所不同；当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产生对接的愿望时，双方需要首先考量的是——是否能够接受彼此的文学观与价值观，如果将两种文学样式糅合在一起，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
中国网络文学，乃至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虽然发展迅猛，但也不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年，对于一个文学样式的诞生与成长，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虽然网络文学所呈现的一些形态与特征并不为人所满意，也多遭诟病，但鼓励新的文学样态的出现与成长，就如同鼓励一个孩子迈出人生的第一步一样，应该怀有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应该给予它们成长的时间，也许，它们自身在成长就能完成对自身的换血与提升。更为关键的是，网络文学的出现，它在带来中国文学的喧哗与骚动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这个思考就是——文学是否只有一种标准，经典的标准是否会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而改变或者被丰富？而只有当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才能知道和确认自己的选择——写什么和怎么写。
所以，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如何对接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在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的基础上，让它们各自沿着自己的选择向前发展，让它们各自经历自己的大浪淘沙，进行主动而自然的自然选择和自我调整，不要过早地从外部进行介入，因为毕竟人类已经进入了电子信息时代，相比于生产和传播手段，网络文学才更可能是未来的文学样式。
关于女性写作的若干思考
身为一名女性，身为一位女作家，一定会在日常与写作中遇见与女性身份相关的际遇与困扰。这是生命的必然。哪里有林阴与欢歌，哪里就有遥远与困厄，有想象力无法企及的现实与未知，即便左躲右闪，却无以回避。
在诸多无法避免的现实当中，有关写作，有关带有“女性经验、意识、立场”的女性写作，就是这条路上一再使我遇见，又令我颇为烦恼的“必然存有”。事实上，直至今日，虽然我从未以异性视角遮掩自己的女性身份，却总在回避自己的写作过多向女性写作偏移，甚至拒绝被贴上女性写作的标签。
女作家里，如我这般对女性写作的躲闪与拒绝，必定不唯我所有。当然，躲闪或者拒绝女性写作这一文学和文化的标签，并非否认女性写作的价值所在和其必要性，或者说，女作家越过女性写作，并非意味着作家的写作具备了从容开豁的气质，更非代表着文学造诣的提升。
生命丰饶动人，又复杂如谜，仅附着在每个个体之上的身份就如一片丛林，其中性别一种，则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生命本身，它与其他身份不同，是无论怎样都不能消除，甚至背离一步也几无可能。因为我们血肉之躯的生长，我们大脑的思考，我们腿的行走，我们的欲望、欢乐、德行和痛苦……皆与它相关，与它同在。它是我们昨天的模样，是我们今天的境遇，是未来我们的结局，它就是我们自身。它令我们是我们自己，又令我们无法理解自己，但它一直陪伴着我们，无时无刻赠予我们以机会，让我们去了解它，再经由它无穷的奥秘，尝试了解生命本身。性别——女性，既然这个身份就是我们自己，既然“她”无时无刻都与我在一起，我为什么会拒绝由“她”而来的一个文化上的身份识别呢？生命如谜，写作就是对这个巨大谜面的凝视、洞察、描摹、思考、领会和再想象，因此写作也就有了生命般的丰饶与复杂，生命般的无穷与未知。于是，那些写作内部的吸引与排斥、勇敢与畏惧、天赋与匮乏、高山与流水……皆有了生命一般的动人与神奇，若非深入，则无法窥见其间蕴藏的真相。那么，既然身为一名女性作者，为何会、为何要拒绝强调性别属性的女性写作呢？就是在提出这个质疑之际，我突然意识到，循着内心的这个抗拒，一点点追踪下去，即使未必能遇见什么真相与奇观，但或许，我能借此直面一些写作上的困扰，打开阻塞数年的思路，从而在审视过往和当下的写作时，增添一份写作者的文学自觉。
首先，女性写作的边界在现今时代背景的映衬下并不使人感到清晰与明朗，尤其其中对“女性意识、体验、立场、处境”的要求，要求写作者须在生命的现场感受到性别的差异性和性别的秩序，要求写作者将自己从男性以及男性意识中区别出来，认识和表达女性的自身。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让我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感到不适、却又正确得难以提出反对意见的要求。因为作家的写作，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你的“是”。你是一位21世纪的作家，你的思维中必须具备现代性素质；你是一位中国作家，应该写好中国人的故事；你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记录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与命运是你的职责；你是一位女性，就不能回避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处境……这是对身为一名作家的正当要求，也是一位作家在创作中所应具备的文学自觉。所以，女性写作对“女性意识、体验、立场、处境”的写作要求并不过分。然而，关键的是，这些被要求具备的“女性意识、体验、立场、处境”的所指到底是什么？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互联网时代，在男尊女卑思想、在男权秩序依然盘桓不去的21世纪，它们的所指到底是什么？它们是否仍然只是简单地针对颠覆男权文化、反抗男权秩序而成立一种反抗性写作？它们如何带着独有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清晰地从“非女性意识、体验、立场、处境”中提取和提炼出来？思来想去，这都是一个令我苦恼的问题，因为许多时候，我难以做到那么专注，只对“女性意识、体验、立场、处境”感兴趣，同时，既无法、也抗拒从现代女性的生命经验里区别其中的“非女性意识、体验、立场、处境”，在判断“女性的”和“非女性的”的是与非之间，有那么多相互勾连和糅杂的灰色的中性地带。还有更令人感到矛盾的时候，在要求人格平等的层面上，那些被视为“弱者”“被欺凌”“渴望被拯救”“第二性”的女性形象和意识，早已被具有现代意识的职业女性所鄙夷和抛弃。但是，当现今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在分工与待遇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消除男女差异的中性化倾向，不少职业女性又希望退出压力和节奏都愈发沉重的社会劳动与竞争，开始反对社会分工上的男女平等，退回一个传统的女性形象，回到家庭，或者进入一个更符合也适合女性生理特征的社会生产系统之内。这大概是当下许多城市女性的一个体验与愿望，因为她们发现，当女性通过自我努力实现了参与社会、与人交际，实现了另一种自我的生命诉求之后，她们同时又感受到，在这个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她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令她们欢欣的果实与荣誉，还有同样分量的疲惫、伤害、不安和焦虑，这些东西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日积月累，给女性带来的身心受损程度，并不比被束缚在家庭之内受到的压抑和不尊少。而这前后相矛盾和分裂的人生诉求和生命经验，看似是女性的，实则不过是人的欲求在不同生存背景下的迁变与转换。这种欲求所透露出的精神处境，可以被认为女性意识的后退或者进退维谷局面，但更是人的处境。新的生存现实带来新的生存选择，彷徨、后退、前行、犹疑……无论在谁，无论男女，都是一种必然的行为。当然，这其中，确实存在着两种看问题的眼光与角度。那么，在于我，则并不同意它仅仅被命名为“女性的”。还有更多这样极难辨认的“经验现场”，譬如，一位希望实现自我的现代知识女性，一方面深感男性话语权和男权秩序为其心灵带来的刺痛，一方面又竭力向这个秩序的中心靠拢，这类行为是“女性的立场”，还是“人性的立场”？这与一个男人一心获取名利而攀附权贵、男权秩序在本质上的区别何在？正是现实生活以及写作过程中这些难以清晰辨认的“经验现场”，令我对女性写作的认知无法清晰起来，进而导致了对它的回避。
其二，女性写作必须穿越女性特属经验的“雷区”——身体、情感与欲望，否则便不能称其为女性写作。在性别经验的现场，除了针对男权秩序而建立的女性体验与立场，女性的身体、情感与欲望，该是女性写作最具其特征、不能缺少的书写场域和对象。因为女性一切的经验与意识，皆是建立在其女性的身体上的，她的感官、大脑与心灵，她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皆起自于她的身体，也受困于她的身体。但即使在今天，女作家在写身体、情感与欲望时，都要比男作家受到更多的质疑、更多的嬉笑和更多的意淫。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渴望了解女性的身体与欲望，但是当女作家去写，许多人却又会觉得受到了冒犯。只能说，两千多年的男权秩序，还是根深蒂固潜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女性，永远都是欲望的对象和客体，而不是主体，即使现在已经开始转变为“是”，至少也不应该被说出来。持有这种观念的，不仅是男人，甚至有更多女性。女性真的不是天生的斗士，因此在感受到这种普遍的待遇之后，女作家一般都会更加慎重和小心地书写女性的身体、情感与欲望。还有另一个问题，女性自身也未必能够理解和说清自己的身体、情感与欲望。其中，女性的身体与他人、与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女性怎样看待和面对自己的身体与情欲？女性要拿自己的身体与情欲来做什么，完成什么？实现生命的价值，还是人生的一些物质目标？或者，如何使女性的身体在寻找爱与尊重的过程中，能够不自卑不混乱不迷失？事实是，身体、情感与欲望留在女性内心的困惑也许并不比外人少。那么，就是这两个现实——被质疑的书写，以及复杂又迷人的身体之谜，给女性写作造成了一片难以穿越的黑森林，未曾真正穿越的人，我说的其实就是自己，是不能称之为“女性写作”的。
其三，女性写作始终提出的“女性通过前行，找到自己的出路”这个命题，这既是一个女性挣脱第二性的问题，也同时是女性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命难题，后者对于当代女性较之于前者，是一个更广泛更复杂的生存现实。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未对这个命题寻找到一个令自身满意的解答，或者看到一个自己确信而光明的前景，那么，在女作家的写作中，因为无法找出一个完满的生活形态和生命境遇，关于女性的命运与未来，最终也只能写到绝望，或者一抹苍凉的微笑。这时候，除了解构“女性神话”、解构“母性神话”、解构“爱情神话”、解构“男人神话”，女性写作再往前，除了永恒的死一般的宁静、淡泊的，也是无可奈何的大智大慧，还有什么呢？所以，我的回避也因为对于这个生命难题的困惑和迷茫。我希望自己能够创造出一个或者几个动人的而不是悲惨的和悲凉的女性形象，希望写作的时候，自己能为她找到一个更加充满力量和魅力的人生和命运形态。所以说，我的回避其实是对自己的失望、对内在匮乏的承认，当然，也是对自己的期望。
女性写作其实是更需要勇气、胆略和智慧的。在这一点上，我一再想到的是女作家萧红，她的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并不具备极其鲜明的女性写作特征，因为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并不是一位或者几位女性，而是她生活的乡土，一个乡村的整体形象，这种优异的写作视角、技法、情怀、洞察力和批判性，已经超出了女性写作的边界；但我又愿意将这两个文本视为女性写作的理想范本，或者说，我所希望自己写出的，是这样的女性文学。
性别属性是女作家无法回避的必然存有，不管强调与否，这个存在都在那里，都影响着女作家写下的每一个字、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形象、表现的每一种情怀与理想，而由此发端和成立的女性写作，也在反哺着写作者对自身、对同性、对异性、对世界的理解与思考，同时，也在向女性作者提出它的要求——通过最切近女性性别属性的角度，让更多的人、让社会理解和尊重女性。身为一位女性作家，无论是否呼应着女性写作的诉求，她的写作，都势必会有女性写作的印痕，因为性别属性给予她的感受力和思考力，会以其自身无法察觉的方式进入她的写作，即使在没有任何文学自觉的情况下。
这时候，当我们提出“少数民族女性写作”这个概念，便首先是在女性的性别属性之后，又加上了一重少数民族的身份属性，两重相当于天生的生命和社会属性加之于写作之上，必然会使“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显现出更大与众不同的差异性。那么，在讨论了面对女性写作的几个困惑之后，再讨论“少数民族女性写作”，则必然要考察少数民族女性在各个时代和在当下的生存和命运处境。不同时代，人会有不同的处境，不同处境下，人的经验与选择也会不同，女性如是，少数民族女性亦如是。这其中，少数民族女性处境必然会呈现出更丰富更复杂的存在生态，因为各少数民族女性的身后，不仅有我们共同身处的时代的大背景，还有其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小背景，两种文化和社会背景必然会同时熏陶，同时又夹击着少数民族女性的人生选择和女性经验。若非从自身出发，从个体具体的实境出发，我们很难说出少数民族女性的女性经验和意识会是一种怎样的整体样态；而且，相对来说，因为历史和经济的原因，少数民族女性在一定时间里更处于一种被遮蔽的无语状态，也未曾更多地进入被主流话语的历史。从这一点来讲，“少数民族女性写作”的空间可能更大，资源可能更多，但同时，禁忌也会更大，因为有大小两重传统文化矗立在她们身后。文化就是思考方式，每一种思考方式，会提供思想的新视角，也会成为前行的新阻力。无疑，这其实是对“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提出的一个难度更高的要求。唯有志于此，唯进入少数民族女性的历史与现实之内考察她们的处境与诉求，唯对女性写作有真正的领悟与涉足，“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才能成立，才能屹立于时代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