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起《花城》杂志推出的“花城关注”栏目，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年轻写作者的发掘和推荐，对隐秘的文学现场的介入与去蔽，而是在于这一已然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件带给我们的“文学”启示，比如我们如何面对“新”的时代“文学的发生”，如何审视“新”文学的“文学性”，如何思考“文学是什么？”等等。
“边缘”的活力
这个时代，文学的边界一方面在拓展，另一方面也在收缩，一方面是大众化的其乐融融，一方面是圈子化的孤芳自赏。这当然是作家面对的共同现实，但对于“新”的青年写作者来说，这样的矛盾和困境尤其突出、尤其重要，也难以摆脱。可以说，在文学的权力场域中，青年人想要赢得一切，就有丧失一切的危险。
因此，对于一个青年写作者来说，“冒犯”基于一种共同责任的“冒犯”变得意义重大。正如该栏目主持人何平在《开栏的话：一个报信人，来自中国文学现场》中所言，“但每个时代还是应该容忍捣蛋的文学坏小孩，只是对今天的年轻作者，做一个坏小孩难度更大。想象中，应该更多一些年轻人不计得失的冒犯和反叛，而不只是谨守文学惯例，因循文学既有秩序，或者沉湎于一种彼此接近的同人式写作时风。”
当下文学界对于青年人的期待，事实上暗含着一种内在的冲突，“青年”写作的无望之望以及“正确”和“错误”交织的复杂心理期待本身就意味着青年写作的难度。对于青年人的拔苗助长和无节制的“浇灌”与“鼓吹”，正在成为“青年写作”新的时代症候和精神灾难。“花城关注”显然是独辟蹊径。它关注的青年，大都是主流文学界之外的青年写作者，他们有着更具延伸性的身份，比如导演、编剧、媒体人，他们与大部分体制内的写作者不同，他们是“边缘”的、“隐秘”的，是不被评论界密切关注的一些“另类”写作者。“另类”当然并不意味着“成功”，相反，往往注定了“失败”，但“另类”也代表了活力，同时也预示了一种新的可能。这种新，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虽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进步，但确昭示了未来。“无论前代作家多么有创造的活力和勇气，他们终将衰老和退场，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新’文学和‘新’的文学时代最终还是要移交到‘新’人手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有能力接过这时间的“权杖”，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未老先衰。但如果我们还对青年写作寄予希望，“花城关注”可能会打开一扇从缝隙中透着光亮的窗。我不得不承认，“花城关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我对当下青年写作的偏见和固念，确实，他们写得并不坏。
“稀缺”异质的可能性
我之所以说他们写得并不坏，当然不是讨好和恭维，因为这样的取悦毫无意义。这些青年作家的写作，当然依旧十分依赖个人的经验，也仍旧难以摆脱这个时代的沉重现实，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写作本身绝不是个人化的、不是现实性的，而是有着公共性的复杂面向和现代性的审美倾向。
当这种个人经验具有了自我的个性，当这种现实的图景具有了现代的属性，文学才真正复原了它本真的“复杂性”，也才拥有了它令人期待的“异质力量”。“异质”当然意味着与众不同，意味着别开生面，但这种“异质”不是单一，不是极端，这种“异质”是多元的、理性的，比如在万玛才旦的作品里，“异质”体现为一种特殊的民族性；在柴春芽的作品里，“异质”表现为一种鲜明的反抗立场；而在唐棣的作品里，“异质”则呈现出一种极其不安分的状态，并制造出文学的“新噪音”。在一个个性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幻象”的时代，这些五彩缤纷的“异质”，昭示并预言着青年写作将走向另一种“可能性”。
“花城关注”栏目里的作家，大都是看上去有些另类，并且时刻变换着创作姿势的年轻人，他们只是在做那个不同寻常的自己，只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只是在竭力地“不让自己快速地成为年轻的‘老年作家’”。青年作家，并不意味着不成熟，也并不代表着年幼无知，但一个成熟的青年作家，他应该敢于“直面自己的无知，甚至灵魂深处的幽光和阴暗”，当下的许许多多的青年写作者，独独缺少这样一种自我的审慎和警醒。
“形式”实验的探索
新媒介对于文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传统文学来说，文学期刊依然是最为重要的阵地。“文学期刊作为当代文学重要的传播中介，通过对文学信息的选择、组合与改写，引导着文学的发展趋向，而作家与读者的趣味又影响着期刊的编辑方针与传播策略，作者、编者、读者在复杂的三边互动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场域。”这个文学场域其实就是当代文学的创作格局和发展路向。
何平在与唐棣的访谈中说，没有先锋实验的文学是不正常的。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文学观念，“花城关注”做了一些实验，比如动用30多页的版面发表朱宜的长篇话剧剧本，做了一个电影导演的小说专题。接下来，何平说，还想做一个“歌与诗”的专题，将文学与当代流行音乐相结合。我们要开放文学的可能性，不只是接纳各种各样的作者，宽容各种各样的文本，而且要从整个文学生产的过程入手，甚至在整个社会结构层面上激活文学的潜能。
是的，文学创作不就是一次次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吗？不过，以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倾向和审美趣味来说，基本上决定了当代文学比较单一的“现实”特性，同时回避了各种各样的“溢出”和“意外”。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说：“小说的未来是和产生并欣赏它的那个社会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说的未来，就是文学的未来。这个注定喧嚣、复杂、不确定的现代社会，开放的不应该是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突变的偶然性、鲜亮的创造性的文学之花吗？
“花城关注”让我们看到了《花城》杂志的努力和不同，其开放和可能，体现的是杂志自身的前沿性和先锋性，它“充盈着探索文学在我们时代‘可能’抵达边界的精神气质”。青年、异质、实验，“作为写作者，理所应当贡献的应该是不同的现实感受、不同的文学经验、想象和不同的文学形式，我们的栏目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而如果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的角度出发，“花城关注”最大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启示我们“必须从一个多么广阔的视野出发，来借助我们今天形势下的技术条件重新思考有关文学形式或题材种类的观念，以便找到构成当前文学活力切入点的表达形式”（本雅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