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里，须一瓜和她的小说都显得有些特别。当她是记者徐平时，她是《厦门晚报》的资深记者，专跑公检法线，写遍了发生在厦门的大大小小的新闻。可当她是须一瓜时，她就成了一个主打法治题材的“头条小说家”，她的小说登上了各大知名文学刊物，也获得诸多文学奖项。记者的身份不断反哺着须一瓜的小说创作，须一瓜尤其擅长借助新闻事件、政法案件深入探索、追问生活和人生困境，她的小说自由地游弋在通俗与深刻、类型与个性之间，既能获得最广泛读者的喜爱，也能够打动苛刻的专业评论家。
非常典型的是，须一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黑子》。小说讲述了十几年前三个年轻人不小心酿造了“水库强奸灭门”大案，从此他们远弃尘嚣，离群索居，不断进行着自我救赎。犯罪、逃亡、侦破，小说有着强烈的类型文学色彩，但它又有着极高的文学性和思考深度，须一瓜通过三个人物的痛苦救赎进行人性的思辨，展示了人性的复杂与脆弱、迷茫与挣扎。《太阳黑子》 可以让人看到杜鲁门·卡波特《冷血》的影子。
大众期待之下，须一瓜推出长篇小说新作《双眼台风》。此前《双眼台风》作为头条首发于《收获》杂志2017年第6期，而今发行了内容更为完整的单行本。《双眼台风》的成色如何呢？
小说依旧是须一瓜擅长的法治题材。在一次审讯中，嫌犯甘某主动供认了一起十多年前的强奸杀人案，这一供认在公安局内部引起轩然大波：此案在当年已被办成“铁案”，且“凶主”早已认罪并被枪毙，怎么会“一案两凶”？是继续将错就错，还是将旧案追查到底？公检法内部，两股力量立场迥异。以鲍雪飞为代表的恶势力猖獗、狂妄，践踏法律，视生命为草芥，令人发指，而傅里安象征的正义力量果敢、无畏，敬畏法律，敬畏生命，其行止读之让人热血沸腾。
《双眼台风》非常“好看”。冤假错案悬念重重，让人欲罢不能，正义和邪恶力量的对抗步步惊心，让人揪心，犹如台风来临前的山雨欲来、黑云压境，小说的情绪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压抑的状态，可以想见许多读者是屏住呼吸一口气读下来的。直到最后台风过境，狂风骤雨，一并卷走所有郁结的沉重，读者的情绪才得到宣泄，感到一种风清气净的释然。
但“好看”之余，《双眼台风》还是隐隐让人感到不满足。它很“好看”，但好像也只剩下“好看”了，并没有太多回味和反刍的空间。在通俗和深刻之间的微妙关系中，这一次须一瓜失去了平衡，她显然是往通俗、流行方向走了。
最鲜明的一点是，她笔下人物失去了复杂的底色，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太过脸谱化了。正面的人物有的是无关痛痒的小缺点，本质上近乎“高大全”，反面人物则穷凶极恶、无恶不作，仿佛就是恶的化身。这并不是说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样的人物形象，而是说小说的作为并不止于此，它不应只告诉我们非善即恶、非黑即白，这是对生活的简化、也是对人性的简化。就像须一瓜在创作谈里所说的：“文学，才是世相人心的工笔画，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以相对深刻和全面的知觉，去触摸人生的凹凸裂隙。一份处理决定和判决书，只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干，而优秀的文学，是让我们洞见，在判决裁定的后面，那个生命蒸腾的丰沛世界。”
可在《双眼台风》中，我们看不到人性的“凹凸裂隙”，看不到个体背后的“丰沛世界”。尤其是对反派人物鲍雪飞的刻画，活像某个被查的贪官的案件通报的脑补版，须一瓜的写法浅薄粗俗，满足的只是部分读者的贪官想象和猎奇心理。
《双眼台风》仍可被称道的，是须一瓜对真善美的一贯信仰和始终坚持。这是须一瓜系列小说的一个核心特征。如今的小说中流行写恶，把人性的天花板不断降低，直到使人趴在丑陋的淤泥中，然后告诉你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仿佛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出批评锋芒，才有所谓的深刻。可事实上，对恶的偏执也会造成写作的单向度，它抹杀人的复杂性、抹杀生命的宽阔深邃。真正伟大的文学，最终都是关于善良和希望的，即便有黑暗、有冷漠、有丑陋，但也有黑暗中的烛光、冷漠中的温暖、丑陋中的纯洁。
诚如评论家李敬泽说的，须一瓜“对人性抱着非常宽阔的看法，对人性的多姿多彩有非常宽阔的感受力”，她相信人性的善良和正义，对道德有着充沛的想象力。在《双眼台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即便傅里安这一人物形象过于“理想化”，但他还是能够打动我们，并让我们相信“人心再险，还是有基本正义，在天地之间”。
《双眼台风》已经成为影视改编的热点。影视化或许是须一瓜的目的，毕竟这往往意味着丰厚的报酬。但如果须一瓜想在文学的世界里有更大的作为，她就得谨记评论家阎晶明曾给她的建议：“在写作态度上，要坚决，你想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这种流行的因素就应该再减低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