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的短篇小说《七层宝塔》于《钟山》2017年第4期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好评，小说不仅引起许多批评家的关注，而且入选了诸多年度文学选本和排行榜，并最终摘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七层宝塔》写的是当下的城乡现实，以及现实处境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新华社评论文章对此予以肯定：“小说《七层宝塔》关注乡村大地，关切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伦理变迁与邻里道德守望……”《七层宝塔》体现了朱辉温情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
但仅仅有温情是不够的，朱辉的小说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和深刻的思想内蕴。从表面上看，小说借宝塔的倒掉，暗喻了乡土文明的式微和消亡，以及现代社会精神信仰的沦丧和塌方，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理解这篇小说，显然有失偏颇。
《七层宝塔》的意义之一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阿虎。在阿虎身上，体现出了鲁迅所说的盗寇的、奴才的和革新的三种“破坏者”的混杂面向。黄发有说：“朱辉的小说追求一种模糊美学，他的作品的情节设置和语言风格都力图挖掘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将一个人物彼此冲突的面向展示出来。”因此，给阿虎这个形象贴上一个色彩鲜明的标签予以定位是很难的，他更像是乡土和城市文明交融下的一个“怪胎”。初读感觉有些令人讨厌，再看却也流露着可爱，他的冷漠和无畏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特定产物，但他的温情和善良却依然是传统文化和乡土世界滋养出的理想之光。
因此，《七层宝塔》同时体现了朱辉小说的另一个面向——那种强烈的孤独意识和悲剧意味，那种对于人物情感世界的撕裂和内心世界的勘探，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反抗绝望的执念，都有着鲁迅式的坚硬品质，将人一次次推入思考的深渊。
毕飞宇说，汪曾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是把宗教生活还原给了“日常”与“生计”。因此，《受戒》中写道，当和尚的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简直有点石破天惊了。汪曾祺反对“伪崇高”，主张回归生活。回到生计，就是回归中国小说的精神内核之中。在这点上，朱辉的确承继了汪曾祺小说的传统。朱辉的小说很实，不飘，即便是抒情性的表达和诗意化的描述，也是贴着地面疾行，攻城略地之后，依然留有浓浓的世俗化气息和烟火缭绕的人间温情。他热爱生活，对现实世界投以温柔的拥抱。
黄毓璜曾评价朱辉的小说道：“就小说的叙事格局而言，朱辉的路数不妨隶属于‘写实’，也无妨类分为‘日常’。他能够凭借语言的跳脱和妙趣，凭借细节的弹性和拉力，把那些频发抑或偶发、惯常抑或异常的故事拿捏得活灵活现而有滋有味。”《七层宝塔》依然持守这样的审美向度。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宝塔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他代表了唐老爹一代人心中激荡着的无尽孤独和忧愁，“宝塔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直立千年的宝塔没了，唐老爹的腿软了”。然而，于阿虎这代人来说，宝塔的存在与否，意义并不大，“阿虎关心的是门面，不是宝塔”。唐老爹的生活理想与阿虎的现实理想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这两者是冲突的，但无对错之分。朱辉借宝塔暗喻所指，自然地透露出一种象征意义，但其最可贵之处并不在此，而在于小说并没有喧宾夺主地嵌入一种主观的思想表达，相反，他在模糊的美学熏染中把这种“理想”的冲突尽量消弭在冷暖交织的人性复杂中。
宝塔的倒塌，预示了一种理想的破灭，但新的理想同时在重生，所谓生死与轮回本就是佛教思想的原旨。在当下社会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中，宝塔倒掉与否实在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悲哀更多地体现在茫然的现实和无奈的抉择中。城乡巨变之下，人们相互之间的陌生感也在加剧，这是不可抗拒的现实。朱辉也从来不掩饰这种残酷，更不逃避这些无奈，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细细地剥开来给大家看，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冷的、暖的，都无情地撕裂，透着一种血淋淋的光亮，这是多么深沉的痛苦啊。朱辉说：“我经常提醒自己要恰当地看待自己的痛苦；过分的自怨自怜事实上会妨碍自己的写作。我也时常提醒自己要恰当地对待他人的痛苦；只有关心他们、悲悯地对待他人，苦厄的人才能恰当地认识自己的困难，才能给自己的‘个人写作’找到恰当的坐标。”
但因为“七层宝塔”这一象征意象的突出，使得我们将焦点所在更多地注目于人与物、城与乡之间的外在冲突，而忽略了人与人这一内在的“人情”关系。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顾名思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人类来说，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关系即是生命本身。
关系的变化决定了生命的丰富与多样。在《七层宝塔》中，朱辉对这些“关系”的处理显得温暖而朴实，他将人性之善的弘扬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置于一种可以理解、可以憧憬、可以掌控的思考之上。因此，《七层宝塔》多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才有了情感和逻辑上的支撑。这个“多余”的尾巴，让《七层宝塔》在朱辉的小说作品中显得“另类”而“奇特”。但其实，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了解朱辉的小说创作史，也便发现，《七层宝塔》的诞生并不奇怪，尤其在小说逻辑构成的框架之内去追根溯源，这篇小说不是从天而降的“怪物”，而是朱辉之前乡土题材写作的一次拓展和提升，甚至于说是一次“突发”的变异。
鲁迅在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为雷峰塔的倒掉叫好喝彩，大骂“活该”。朱辉在《七层宝塔》中当然没有表现出这样愤世嫉俗的慨然，相反，他倒似乎写满了同情和不安，尤其在那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所深藏的浓郁悲哀，不能不让人生发出种种无奈又凄然的叹息。
